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此词上片写作者在沧浪亭外散步时所见夜景。苏州师范学堂与沧浪亭一路相隔。沧浪亭秀美的景色是作者早已熟知的,在月色中诗人禁不住又漫步来到这园林胜地。“独向沧浪亭外路”——没有结伴出游的喧哗,没有行色匆匆的烦恼,所谓“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要的就是那份能够“以物观物”的从容与安静。这时词人的心态是安详平和的,这种心态最适宜发现美。“独”字写出了作者对沧浪亭由衷的喜爱和自己与众不同的月夜赏景的审美。王国维在苏州师范教习期间,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课程,并不为时人所重。这个“独”字就是诗人当时心境的写照。“沧浪亭”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而这高雅的情趣正是和诗人的内心世界是相通的。“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的柔美就不同于《青玉案》中“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的凄美;“鹅黄”的娇艳也不同于夕阳的惨淡。当然“六曲阑干,曲曲垂杨树”和“展尽鹅黄千万缕”是从冯延巳《蝶恋花》的“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化来,但接下来的一句“月中并作濛濛雾”就有了一个从薄暮到月出的时间推移。作者是傍晚来此散步的,所以看到“展尽鹅黄千万缕”的柳丝;然后在不知不觉中夜色已至,月明星出,那千万缕的柳丝就渐渐变成一片濛濛之雾了。这景色就与冯延巳那首词的景色不同,而相似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醇美与朦胧。
词的下片是写词人在沧浪亭外独步时所见到的天上夜景。月光下,沧浪亭曲折的回廊石栏包裹在层层杨柳之中。那千万枝条正展现出鹅黄嫩绿来,在微微月光的笼罩下,形成一片朦胧的雾气。“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夜色深沉,天上曾有的一片流云已飘逝不见,只有掩映在薄云中的稀稀疏疏的星点,不曾随流云的飘逝而离去,反而显得更加明亮了。夜空宁静而澄澈。这里边也有一个时间的推移:刚才有一片浮云遮住了几颗星星,现在再一抬头,忽然发现那片浮云已消散得无影无踪,而刚才不见了的那几颗星星又在原来的位置闪耀。这景色引人品味,但它与诗的“比兴”是不同的。诗的比兴用意一般比较明显,意思虽各有不同,但表达得都很明确。词的“境界”则不像诗的“比兴”那么明确,它仅仅停留在给读者一种触发而不能落实的状态。而其美感也正存在于这种引发读者丰富联想的言外意蕴之中。王国维这几句词就是如此:读者可以从“流云”领略到某种无常的变幻,也可以从“疏星”联想到某种高远的、不变的东西,还可以从美学想到哲学甚至想到道德伦理。这是一幅十分美丽的月下柔柳图,作者此刻的心情也如夜空般“表里俱澄澈”。作者在感叹“人间夜色还如许”的同时,也不由得要责怪自己“闭置小窗”耽搁了多时的良辰美景了。“闭置小窗”可以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己过去关起门来读书,没有发现外边有这么好的景物可以欣赏;另一层是自己过去钻进人生问题的牛角尖里自寻苦恼,没有发现这种可以陶醉于其中的自然之美的解脱。就像眼前这样的景色,当人摆脱了世俗的烦恼和人生问题的考虑,全身心地投入审美的愉悦,就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的夜色也是如此美丽的。
全词上下两片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写出了夜色的可爱与美丽,其中也蕴涵了作者的人生感悟。词中集中选择了两个镜头,一是月下柳林,一是天上云星,景物不多,却立体地写出了春夜的美妙可人,艺术上十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