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雨鸣才歇，寒云湿未消。
琴声入林细，幡影隔花遥。
流水原无着，归心缓落潮。
宿雨鸣才歇，寒云湿未消。
琴声入林细，幡影隔花遥。
流水原无着，归心缓落潮。
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全文主旨在于赞美朝请大夫徐望“温良泛爱，行为刚正耿直。文章写了直节堂的外边的八杉，叙写了曹府的小吏不明白它的珍贵。杉树能够不扶自直，慢慢揭示文章的主旨。直到最后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来点破。文章写物见人，藏锋沉馨，意在言外。
文章紧扣“直节”两字，将堂、树、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赞美了堂前之杉，赞扬了建堂之人，并由此抒写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文章第一部分叙写直节堂之建与其命名。作者将堂、杉、人紧密结合起来叙写，用比喻手法赞美了杉树的高大挺直，用对比手法，赞扬了爱赏杉树的徐君。第二部分承接上段对杉树的描写，赞美杉树刚直不屈的性格。作者运用对比手法突出杉树的美好品质。首先是将杉树与其他植物对比，指出物生而直，但在生长过程中，往往抵制不住外物的引诱与挤压，故“委曲随物”，虽竹箭松柏也不能免于此，只有杉树能保持它的挺直。然后是将杉树与竹柏对比，指出它们虽同能傲冰雪，同是死能利栋宇，但杉树在挺直方面要优过竹柏。虽写杉树，但最后还是归结到人。第三部分承接第一部分对徐君的叙写，赞扬徐君不为苛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的品格。客人所唱之歌，既是对徐君处世态度的总结，也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人生态度。不可为曲，不可太直，应通达灵活而不失正直。就像杉树，特立不倚，但它所以安而不危，剪伐不至，是因为得到徐君的爱赏呵护。正因如此，将来庐山之人升堂见杉，将长久地怀念像徐君这样的人。
文章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第一，构思精巧。文章紧扣“直节”二字展开，双线并行，既赞美了杉，又颂扬了人，以写杉为手段，以颂人为目的。第二，结构严密。文章第一部分写杉写人，还限于外部描写和间接描写，第二部分则写杉的品格，第三部分写人的品质，形成一个总叙分承的结构，表达十分严谨。第三，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如将徐君与曹吏、府史对比，将杉树与竹柏对比，使人与物的优秀品质更加鲜明突出。
此诗开头，“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是写侠客出发时的天气。“鸿都门”，点明出行的地点。此时彤云密布。这“阴云”，是自然景色。天昏地暗，前路未卜，为侠客的行侠描述出一个恶劣环境。同时，也隐约地渲染出侠客的义无反顾、知难而进的坚毅性格。这“阴云”，又是侠客心境的写照。世路艰辛，郁悒萦怀；世事不平，义愤填膺。心情自然是苦涩沉甸。这就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缘由。诗一开始便以阴云般浓厚的艺术气氛。
“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宝剑是侠客的武器，是侠客的伴侣，正可用它衬托侠客的形象。诗的上一句是用比喻说明剑的锋利。晚唐诗人沈彬《都门送行》中“一条灞水清如剑”，是以剑喻水，由剑的寒光来写水的清沏。而此诗却以水喻剑，由水的清沏来写剑的寒光。二诗异曲同工，均具神似之妙。相传春秋时，越王允常聘用冶工欧冶子铸造五把名剑，一曰“纯钩”（一作“纯钧”）。其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见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绝书》亦云：“太阿剑色，视之如秋水”。后来许多诗人皆以水比剑。诗中侠客所持之剑，竟同“纯钩”“太阿”一般，寒光如水，锋芒逼人。诗的下一句是从剑身看剑的锋芒。侠客剑上沾染着的“微红”，正是仇敌的“馀血”。以此剑出手刃敌，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由此可见宝剑之锐不可挡。诗人正面写剑，却侧面显示了侠客行侠的结果。诗中不提侠客，只言宝剑。实际上，正是通过写宝剑的锋利，展现出仗剑游侠的英姿壮采。
结尾二句“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由侠客胯下的飞马来交代游侠的行迹。“白马金羁侠少年”（《古乐府》），马亦是侠客的伴侣，可用马来衬托侠客的形象。诗中的白马与黑夜形成了反差，飞奔的白马为漫漫的黑夜带来了一点亮色。而频频的马叫声，又打破了寒夜的寂静，使夜幕下的大地有了活力。诗人从视觉到听觉，描绘出清冷孤寂的环境，渲染出一股旅途萧瑟的气氛，反衬出侠客于天寒地冻之中英勇奋进的雄姿。侠客自洛阳出发，三更时分到达霸陵。诗以描写霸陵的雪夜风光作结，这既照应了开头阴云蔽城的天气，首尾相应，清楚交代出侠客的行踪。
同时，诗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汉文帝为西汉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侠客由阴云遮天的洛京到达白雪铺地的霸陵，十分巧妙地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目的。诗人所寄寓的无限感叹和不尽之意自在言外。可以看出，温庭筠终身坎坷，不为世用，他在对可钦可敬的侠士精神的赞美中，自有一种抱负不得施展的感慨。这首诗写得风骨遒劲，豪迈警奇，与温诗的秾艳纤细之作，大相径庭，正显示出诗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