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达了失意文人对进入官僚体系的渴望、焦虑、怨恨、绝望。
首先是两个耀眼的榜样——金日磾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小儿八九岁的时候便封高官,佩双绶,令李贺羡慕不已。但是他没有这种幸运,双绶没有得到,头发倒白了不少。年华已逝,功名无望,不仅焦灼,还有失制和怨恨,借贾生之事发出。文人望获得帝王的垂青,获得垂青后仍旧可能好景不长。皇帝们是那么容易听信谗言。西汉十二位皇帝中,唯有文帝堪称睿哲,但他也难免听信小人诲言。贾谊终于被贬为长沙太傅,三十三岁即忧愤而死。而今又值寒食,杨柳播荡,昔日那些毁谤贾谊的无耻小人们虽然早已不在人世,洛阳城外的贾生墓却少人吊祭,呈现一片肃杀之景。这肃杀之感是贾谊之悲与李贺之怨相互碰撞的产物。
李贺也遭小人谗言的陷害,“家讳”问题就是缘于小人的告发。贾生毕竟曾获帝王垂青,曾经进入权力核心,也算“潇洒走一回”;李贺则被小人陷害得十分彻底:当他正欲一展宏图的时候,命运之门就向他彻底关上了。但他心中永远也放不下“蒙帝王垂青”的信念。“一夕信竖儿,文明永沦歇”,一旦相信了这些进谗言的小人,便会永远失去文明的政治。这是“为帝王师”价值的“反面论证”。获得垂青,建功立业,甚至“为帝王师”,是无数文人心中的一个“心结”。“解铃还需系铃人”,可这个“系铃人”却总是期盼不至——系铃人常常只管“系铃”,不管“解铃”。
这首诗讲的是西施若耶采莲的故事。
诗首句“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
“人看隘若耶”,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耶溪变得狭隘了,著一“隘”字而传神,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王维《西施咏》的“艳色天下重”的虚写,变成了轰动当地的如实描绘。
这里又戛然而止,不再在西施身上着墨,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勾践早已确定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吴国,而西施的美艳倾倒众生,轰动当地,那么越国的君臣也不用去费力探访了,有了这位不二的美女人选之后,才“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较之王维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语异而意同,王维的诗多了一重曲折,略去了勾践君臣实施美人计的过程;李白的诗实施了“截割”,割去了选作吴宫妃子的结果,同样地表现了“艳色天下重”的意义。这种截割,多了一些含蓄和暗示:既然是“归向越王家”,勾践同样也能留下这个美人,但他在“报吴”、“复仇”的目标下克制住了;而西施的入吴,却成为亡吴的原因之一。
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合情理;至于泛舟三百镜湖之中,则是作者的想象了。但这一想象却有更改事实之嫌,因为如果是借镜湖湖水的清澈来表现西施“自鉴其美”,或者是借三百里的水程来表现拜倒西施的人的众多,那么下句“人看隘若耶”就显得多余了,这可能是李白百密一疏的笔误。
这是一首客旅之词。全词以时光的转换为线索,表现了冷秋萧瑟清寒中作者因人去屋空而生的凄切孤独感。作者意写心境、写情,但主要笔墨却是写环境,而白日萧瑟清寒的环境浸透了主人公的凄清之感,夜半沉寂冷落的环境更浸润了主人公的孤独感。词中刻画寒夜酒醒,百无聊赖的孤苦形象,分别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来刻画孤凄意境。这种凝练冷沉的风格,与周邦彦小令词高华清丽的主流风格有所不同。
上片一开篇就推出了一个阴雨连绵,偶尔放晴,却已薄暮昏暝的凄清的秋景,这实很像是物化了的旅人的心境,难得有片刻的晴朗。“秋阴时作渐向暝”,这是以白描手法勾出秋天时阴时晴、阴冷、黯淡的特点,这似乎是客观事物的直叙,然而一句“变一庭凄冷”,就将词人的感情突现出来。“一庭”即满庭。着一“变”字,将“凄冷”与上句联系起来,揭示了“凄冷”之因。同时将自然与人的感受融在一起,表现了景中情。在这“凄冷”的庭院中,词人“伫听寒声”。这久久的伫立,静听寒声,可见出人之心寒、孤寂。这寒声是秋风飒飒,秋叶瑟瑟,秋雁哀鸣,这寒声加浓了羁旅“凄冷”的况味。歇拍“云冷无雁影”一句,词人不仅在满庭凄冷的环境中伫立,静听秋声,而且还在寒声中追寻那捎书的鸿雁,然而望尽云霄,只听哀鸿长泣,不见孤鸿形影,留下的是更加冷重的寂寞之感,也触发了词人思乡念亲之情。
在沉寂之中推出了过片:“更冷人去寂静”,把上下片很自然地衔接起来,而且将词境更推进了一步。“人去”二字突兀而出,正写出身旅途的旅伴聚散无常,也就愈能衬托出远离亲人的凄苦。同时“人去”二字也呼应了下文孤灯、酒醒。临时的聚会酒阑人散了,只有一盏孤灯曳的微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粉壁上。此时此刻,人非常希望自己尚酣醉之中。可悲的是,偏偏酒已都醒,清醒的人是最难熬过漫漫长夜的,旅思乡愁一并袭来,此情此景,难以忍受。这首词全无作者惯有的艳丽之彩,所有的只是一抹凄冷之色。
这首词不仅切合音律,而且精于铸词造句。“秋阴时晴”,一个“时”字表明了天阴了很久,暂晴难得而可贵。“伫听寒声”两句写得特别含蓄生动。寒声者,秋声也。冷秋之时,万物萧瑟寒风中发出的呻吟都可以叫做寒声。词人笔下的孤旅伫立空庭,凝神静听的寒声,是云外旅雁的悲鸣。南飞的雁都因浓云的阻隔而不能一面,自然是凄苦的情景。
整首词中几乎一字一句均经过刻意的琢磨。可以说通篇虽皆平常字眼,但其中蕴含有冷挚情思。这也是周邦彦词的一大妙处。全词取境典型,结句直接抒情。全词以时间为线索,章法缜密,构思严谨。意象鲜明,人与物、情与境,浑然融为一气。感情步步推进,格调清峭,情味淡永。
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