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的是除夕时诗人在长安客舍与众人赌博的场景,表现了诗人年轻时的豪放气概。 全诗描写生动,语言豪壮,洋溢着粗犷豪迈的浪漫气息。
第一联是开篇语。除夕之夜,想找乐子。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不能辜负这美好的夜晚。要是不怕亵读“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
第二联切入正题。守岁无事可做,参与赌博。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大赌而特赌。根据诗中所描述的情况,杜甫他们玩的是一种叫“樗蒲”的赌博。
第三联描写赌场情景。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或许是聚赌的人中最来劲儿的一个。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杜甫掷不成枭卢,最后一局他大概是赌输了。
第四联自解赌博行为。杜甫赌输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了一通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即失意的英雄也会找乐子遣兴。第五联结尾。作者借前人进一步自我开脱:“《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蒱(即樗蒲)一掷百万’吗?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杜甫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
词的上片写词人“三十而不立”的牢骚,但并不悲观消极,末两句“惊伏枥,壮心起”正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下片写词人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想象。
这首词在艺术技巧上有独到之处。词人采取上书玉帝的形式质问玉帝“生予何意?”想象奇特。此外,过生日无所忌讳,把自己未来死后的事信手拈来,这也是一般封建文人难以做到的。词人通过自己“百年”后境况的想象,既表达了对未来命运的希冀,又跟朋友们开了玩笑,增强了词的幽默与情致。
上片从“马齿加长矣”一句开始,便透溢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在这种感慨之中,不难体味出其中有着一脉对于命运的惶惑。正是这种惶惑,使得作者忽发奇想地要投笺天公,问让他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意义何在。全词都立足在“生余何意”这四个字上,这是全词意脉之所在。
“不信懒残恨芋后”以下四句,便对投笺天公的原因作了说明。“懒残煨芋”四字,表明了生活状况的相对贫贱。辛弃疾于投闲不得志时,还能过上“细读《离骚》还痛饮,饱看修竹何妨肉”(《满江红·山居即事》)的生活。“痛饮酒,熟读《离骚》”是“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的,而按照苏轼的意思,有肉则可无瘦,有竹则可无俗。对于上则想为攀龙客、下则想为雅逸士的封建文人来说,煨芋黄梁的生涯,叫人“惶愧杀”。
不过,有一点得注意,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会哭穷。他们在看到别人青云直上时,对于自己的相对贫贱总有一种强烈的不满,其实并没有穷得如同劳夫织妇那样只能以杂粮充饥的。如果真穷到像范进卖鸡那个地步,连别人来报喜说高中了尚且以为是诳人,也不会有“男儿坠地”的口吻和“富贵如斯”的感叹。这种哭穷反映到诗词上,便表现为一种以清贫为儒生着色的特点。郑燮《满庭芳·赠郭方仪》云:“白菜腌菹,红盐煮豆,儒家风味孤清。破瓶残酒,乱插小桃英”,便直以白菜红盐、破瓶残酒之“孤清”描状“儒家风味”了。这首词中“懒残煨芋”四字在思想和艺术上亦应作如是观。
“三十成名身已老,况悠悠此日还如寄”。顾贞观当时恰好30岁,正是在这一年他中举,并被擢为秘书院典籍。从此词的内容上看,此词大约作于他中举前,三十而立,功名无着,故有悠悠如寄之叹。社会的挤压,迫使士人们想早占高位要津,但这又并不容易。于是作者乃写下由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短歌行》)中化出的“歌伏枥,壮心起”这样的自我鼓励之词。
总起来看,上片所表达的心态十分复杂:惶愧之中交织着不甘,激烈之中有着一脉苍凉,急切的功名之心中又浸着悠悠无成的懒残之情。不过,总的基调趋向是奋发的,于是下片转而抒写自己的功名理想。
“姑妄言之”四字是下片的立足点。他姑妄言之的东西,无非是黄金、歌舞、异书、名士、谥议之类的荣华富贵。其自许当然甚高,以至要班固、范晔这样的文章家,虞世南、褚遂良这样的书法家,奉皇帝之命来为他书写碑记。但是,一股张狂的庸俗气味也随之弥散了出来。
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致君”理想的词,即《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同样要“致君事了”,同样企图获取“生前身后”之“名”,但辛弃疾是把恢复中原的事业放在首位的,名是依附于国家民族的大业之上的,而顾贞观所想不过是“富贵如斯而已”。虽然顾词亦颇有以议论入词的特色,词气亦壮,这些特色同辛词有所相通,但是思想境界的判然有别,最终决定了作品价值的不同。
然而,现实是冷峻的,尽管顾贞观“言”得如此之壮,如此之“妄”,但他还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功业,他47岁即返乡读书终老。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这是他们的悲剧,也可能是儒家思想的悲剧。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真正荣华之人写其富贵,倒也不像顾贞观这样张狂。南朝梁代宫廷俸臣庾肩吾《侍宴宣猷堂应令》诗云:“炉香杂山气,殿影入池涟。艳舞时移节,新歌屡上弦。”此四句无一金玉字眼,无一点张狂气息,而帝王大臣宫苑之游的气象便自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