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产于我国南部,形似雌雉,体大如鸠。它的叫声民间以为极似“行不得也哥哥”,故古人常借其声以抒写逐客流人之情。郑谷咏鹧鸪不重形似,而着力表现其神韵,正是紧紧抓住这一点来构思落墨的。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首联是说,鹧鸪在温暖的烟色荒地上面嬉戏,只见它们五彩斑斓的羽毛那么整齐;看它们的行动举止,类别与平日活泼的山鸡相像。
开篇写鹧鸪的习性、羽色和形貌。鹧鸪“性畏霜露,早晚希出”(西晋崔豹《古今注》)。开首着一“暖”字,便把鹧鸪的习性表现出来了。“锦翼”两字,又点染出鹧鸪斑斓醒目的羽色。在诗人的心目中,鹧鸪的高雅风致甚至可以和美丽的山鸡同列。在这里,诗人并没有对鹧鸪的形象作工雕细镂的描绘,而是通过写起嬉戏活动和与山鸡的比较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勾勒,从而启迪人们丰富的联想。
首联咏其形,以下各联咏其声。然而诗人并不简单的摹其声,而是着意表现由声而产生的哀怨凄切的情韵。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颔联是说,天空阴沉雨水淋漓的时候,从巴丘湖,洞庭湖东南湖边的青草地上经过;黄陵庙花瓣飘落,只听鹧鸪的啼叫声音。
“青草湖”即巴丘湖,在洞庭湖东南;黄陵庙,在湘阴县北洞庭湖畔。传说帝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从征,溺于湘江,后人遂立祠于水侧,是为黄陵庙。这一带,历史上又是屈原流落之地,因而迁客流人到此最易触发羁旅愁怀。这样的特殊环境,已足以使人产生幽思遐想,而诗人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伤感气氛:潇潇暮雨,落红片片。荒江、野庙更着以“雨昏”、“花落”,便形成了一种凄迷幽远的意境,渲染出一种令人魂销肠断的氛围。此时此刻,畏霜露、怕风寒的鹧鸪自是不能嬉戏自如,而只能愁苦悲鸣了。然而“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反复吟咏,似又像游子征人涉足凄迷荒僻之地,聆听鹧鸪的声声哀鸣而黯然伤神。鹧鸪之声和征人之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这两句之妙,在于写出了鹧鸪的神韵。作者未拟其声,未绘其形,而读者似已闻其声,已睹其形,并深深感受到它的神情风韵了。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颈联是说,身在异乡的客人刚一听到鸣叫,就不由自主的抬起手臂,听任泪水沾湿衣袖。美丽的女子刚一听到鸣叫,开口唱歌一曲充满相思情意的《山鹧鸪》,青黑色的眉毛黯然低垂。
颈联两句,看来是从鹧鸪转而写人,其实句句不离鹧鸪之声,承接相当巧妙。“游子乍闻征袖湿”,是承上句“啼”字而来;“佳人才唱翠眉低”,又是因鹧鸪声而发。佳人唱的,无疑是《山鹧鸪》词,这是仿鹧鸪之声而作的凄苦之调,诗人选择游子闻声而泪下,佳人才唱而蹙眉两个细节,又用“乍”、“才”两个虚词加以强调,有力的烘托出鹧鸪啼声之哀怨。在诗人笔下,鹧鸪的啼鸣竟成了高楼少妇相思曲、天涯游子断肠歌了。在这里,人之哀情和鸟之哀啼,虚实相生,各臻其妙;而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了。
“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尾联是说,宽阔的湘江上鹧鸪声此起彼伏, 同是不幸遭遇的人们的情怀水乳交融;茂密的竹林丛中深处鹧鸪寻找温暖的巢穴,夕阳就要落山,带来悲凉的苦意。
最后一联,诗人笔墨更为浑成。“行不得也哥哥”声声在浩瀚的江面上回响,是群群鹧鸪在低回飞鸣呢,抑或是佳人游子一唱一和在呼应?这是颇富想象的。“湘江阔”、“日向西”,使鹧鸪之声越发凄唳,景象也越发幽冷。那些怕冷的鹧鸪忙于在苦竹丛中寻找暖窝,然而在江边踽踽独行的游子,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呢?篇终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相思之愁。诗人紧紧把握住人和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难怪诗家要称他“郑鹧鸪”了。
第一首写羁留地的萧条冷落,近而感慨一生多桀,累受挫折。前半用典,说自己是个文坛老将,也像个庙里的病和尚。马援的“常恐不得死国事”,很合作者心事。后半首即景抒情。鸥鹭之典前面已经见过,诗人无法归隐之心明矣。第四句化用陈咏“隔岸水牛浮鼻渡”,诗人改“渡”为“过”,变得更准确、生动些。
第二首是悼念秦观,怀念陈师道的诗。一、三句写陈师道,二、四句写秦观。诗人抓住两位朋友创作时的不同表现的细节,描写出他们不同的风度,一个闭门觅句,其艰辛可知;一个对客挥毫,其潇洒可见。一静一动,一隐一豪,各有特色,而其才干超群自是想象中事。但可悲的是他们有才却不受器重,一个沉沦下僚,一个客死荒远。
此赋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接着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古今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和生死进退三方面的矛盾,最后写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但采用的是自问自答,比喻贴切形象,通过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赋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作者错在何处”这个问题:“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作者认为总结教训必须抓住根本,自己之所以遭受磨难,就在于本身的追求有不合适的地方:处在卑微的地位上而悯念当世,参与革新。
接着,作者在进行历史追述的过程中揭示了三方面的矛盾:①古今之间的矛盾。作者在阅读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密切注视着当时的社会,惊诧地感觉到“今昔之异谋”,古今道术不同。但是,他所向往的却是古代社会,而对当时的现状却深感不满。“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古人是淳朴整一的,当世却是人心狡诈,各怀私意。古今之间的这种差异,促使作者苦苦追索,从而又陷入新的矛盾之中。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探讨解决古今异谋的过程中,作者把自己托付于大道,也就是文中所说的“大中”。在他看来,在领悟和实践大道的过程中,如果能够避免过份和不及两种倾向,就可以周流无滞,与时推移。“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践履大道可以胜物而不伤,外物无法造成困扰,这是作者坚定不移的信念,是他美好的理想。然而,现实却是无情的,当他按照这种意愿行事时,不是“物莫能婴”,而是被人际纷争所纠缠,并且受到伤害,理想和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③生死进退的矛盾。文中先后两次提到作者置身于这种矛盾状态的窘境。先是永贞革新时出现的情况:“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鉴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此时的作者进退两难、生死未卜。他不甘心于退却保己,认为这样做有乖宿愿;但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他的政敌设置了重重障碍。永贞革新失败后,他随时面临被杀头的危险,降职任用已是侥幸。到达贬所之后,他再次陷入生死进退的矛盾冲突中。他曹经想到过自杀,然而,上有老母,下无后代,他下不了这个决心。“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在仕途上,作者欲进不能,欲退不果,只好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间。
之后,作者在叙述自己遭贬谪的过程时称:“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表面看来,他承认自己有罪,应该被眨谪到边远地区,但赋中“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几句所列举的现象却表明他深信自己的理想合乎正义,因而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非常执著专一,以至于对于政敌没有丝毫的戒备。如果说这也是罪过的话,那就没有是非可言。由此来看,作者实际上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他把自己说成罪人只是为了避免再次触犯当朝天子。至于他年青时就已树立的远大志向、坚定信念,虽然历经磨难但,并没有丝毫改变。
结尾写道:“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与之前作者追述自己初衷的“求大中之所宜”中的两个“大中”都是作者最初追求的目标,也是最终选择的归宿,前后是一致的。由“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可知,作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作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如此,他愿意继续承受各种不幸而绝不改变自己志向。因此,此赋表面上写作者惩戒以往、追悔过去,实际是表白自己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全赋继承了有问有答的传统体制,不过采用的不是主客问答方式,而是自问自答。因是骚体赋而出现的感叹词绝大多数是“兮”,但是后半部分有几句属于例外:“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这一段文字是“兮”和“也”错杂出现,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它使文章避免呆板,富于变化;另一方面,传达出了作者复杂的情感意念。把“也”字置于句尾,既是对所提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同时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另外,作者把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所作所为比作驾长辕车行进在险峻的山路、弃舟船而横渡波浪滔天的大江,都显得很贴切、形象。对于贬谪途中的景物描写也能选择典型事象,造成抑郁幽暗的氛围,和《楚辞》的某些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该诗是一首咏物诗。咏物诗中,所咏之物与人相同之处就是就是诗歌感情所在,该诗以劲草比喻“汉家不降士”,草之刚韧不屈与人之坚贞不屈形成精神上的对应,句句写草,但又处处喻人,在凄凉冷落的景象中歌颂了汉家将士的威武气节,咏物与咏人合而为一,是对当时混乱现实的生动写照。
《劲草行》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极力赞美劲草威武不屈,洁身自好,不向苦难、不向权贵折腰,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诗中所谓的“权贵”就是元朝的当政者,所谓“佞臣”就是汉奸走狗,所谓“劲草”就是像诗人这样千千万万与元朝当政者势不两立的底层困苦人民。该诗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汉家不降士”的崇敬心情。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
从诗的内容上看全诗可分为两层。
前八句为第一层,以咏物为主,描写劲草的自然形貌和风吹不倒的姿态,从草之茂盛写到草的气节,草生长蔓延的处所似乎出自草的有意选择,与王孙公子无缘,也绝对不长在谗佞的坟上;但是草根直下土中百尺,与忠臣之魂相拥相抱。表达了诗人对劲草的喜爱和钦佩,为下文抒情做了铺垫。第八句承上启下,由忠臣之魂写及忠臣的死因,过渡到咏人。
后半十二句为第二层,描绘汉家不降士为国死节的悲凉气氛,仍以“草"为线索,将士尸骨沉埋于地,战血滋养了劲草,晴时有蝴蝶飞舞,雨时有麒麟悲泣,而草在风中摇摆似乎为将士倾吐愁恨,一闻战鼓声声,将士骷髅也随风起舞。他们死后只占很小的一方土地,唯有金马铜驼在荆棘丛中飞泪如雨。第二层歌颂汉家不降士的气节源于第一层对劲草风骨的描绘,全篇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该诗采用比兴手法,通过对秋天霜风中吹不倒的劲草的描写,歌颂了具有民族气节的“汉家不降士”的崇高精神,表现出诗人强烈的民族意识。诗尾用“金马铜驼”之典,既是对政治局势的客观判断,又是希望元蒙统治早日结束的主观愿望,感情强烈,意味隽永。诗中所选取的诸多意象,如蝴蝶、麒麟、金马铜驼等,均烘染了一种寂寞凄楚的氛围,衬托出汉家将士身后的悲凉,也是对冷漠现实的一种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