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
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信中前二段，说明不曾如约去河畔给尹送别，又未能及时写信的原因。《欧阳修集》中有《于役志》，记录了此行经过。
第三段，说到江陵府后问当地人，说这里离郢州只有二天路程，才高兴地给尹写信。又在路上见到胞兄欧阳昞，说有人见到尹经过襄州，估计到郢州已经很久了。尹思想上的苦乐，不问也能明白，急于要问的，是别后身体平安否，家里的人对这次贬谪态度如何，曾经受到埋怨否，第六个儿子旧病痊愈否。
第四段，写自己路上的情况。一路多是过去游历过的，还有亲友接待，而且一直风平浪静。母亲亦为此行高兴。又听说夷陵物产丰富，像开封、洛阳，且多水果、蔬菜，更是觉得可喜。昨天因为到郡参见转运使，才知道自己已是县令了，其余一切都像过去一样。宋代的馆职，官位虽不高，却是储养人才的所在，不少卿相大臣都由此出身，所以欧阳修有“身是县令”的感慨。
第五段，是这封信中重要的一段，一方面解释尹的疑问，一方面说明自己的态度。说确曾担心过自己不自觉地以过于苛责别人来取得忠直的名声，如今想来决非如此。而当时给高若讷写信，也是由于极端愤慨而责备他，并非把他看作朋友。高若讷将这封信上告朝廷，是意料中的事。所以一路上来亲友们大多以这次被贬谪是出于意料慰问，都是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尹信上所说，做这件事并非忘了父母之恩，这又是错了。义之所在不得不发，获罪即使受死刑，不能说是忘掉父母之恩，这道理一时说不清楚，须得见面时详细讨论。这是封建社会中所谓“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欧阳修在《新五代史》的《明宗子从璟论》、《符习论》中都论及这问题，认为“忠孝以义则两得”，实际亦无法解决。
第六段，用古今言事者的对比，慨叹宋朝建国这五六十年来，像高若讷一样沉默畏惧的人，充斥世间，相师成风。所以突然间见到几个敢于言事的人，连地位低下的奴仆，也十分惊怪。据《宋史纪事本末》，范仲淹等被贬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而讥（高）若讷，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以得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以幽州馆”。正因为舆论所归，所以在信中告诫不要津津乐道“前事”。现在在偏僻的地方作清闲的小官，只有每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些事不必说，只是对“自疑”的简单说明罢了。
第七段，写在楚州与余靖见面时的谈话。据《于役志》，六月己未，“遂至楚州，泊舟西仓，始见安道（余靖）于舟中”，“辛酉，安道解舟，不果别”。说当时和余靖讨论人生遭遇的事很详细，余靖也认为如此，经常见到前代的著名人物，在论事时感动奋发不怕诛死，等到到了贬地，却忧愁哀伤形诸文字，他们心中的快乐痛苦和普通人一样，就是唐代的韩文公（愈）也不免如此。因此告诫余靖，不要写忧愁哀伤的文章。从中也可看出自己对待此事的态度吧。近代亦有因言事被贬的人，有的故作傲逸，有的放任于酒，声称只管大事不顾小节。而自己一直谨记您临别时的话，到夷陵后一定谨慎地做好本职工作，不会像当年在洛阳时那样游饮无度了。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尹洙的疑问，抒发自己的怀抱，层次分明，感情充沛。作者把言事获罪被贬谪视为当然，说明当时给高若讷去信时，唯一担心的是责难他是否太苛刻，自己有无邀取忠直名声的动机，在自省不疑后，就一切处之泰然，不以迁谪之情萦怀。同时提出在贬所要勤官慎职，不作穷愁的文字，以韩愈为戒。并在此后与尹洙往来的信中，建议尹洙继续完成在馆阁时共修的《十国志》，表示“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其目的都在于和同时遭贬的朋友互相鼓励。
这是一首离别相思之词。
上片逐步申说，一层一层地表述心中的哀苦：人生聚散，飘忽不定，恰似风吹柳絮一般，而且在离人的感受之中总是觉得欢聚的时光非常短暂，好像刚刚归来马上又要离去，而别后的孤寂愁苦却是漫长无尽的；再进一步说，即便相逢也留他不住，更何况简直就没有相逢的机缘呢！“纵得……何况……”的特定句式，把主人公的哀怨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过片以下，情绪虽较舒缓，却集中在对月凝思上，变得更加深沉了。分手之际，神情恍惚，月照朱门的景况也是约略记得。离别之后，每到这个时分，不由便临窗望月，如今已经见它几度圆缺了。可是，月圆人不圆，人间尘世如何比得天上宫阙？转过一层，随即又想到，月宫里的嫦娥仙子也是孤独寂寞的呀，碧海青天，耿耿长夜，她该是如我一般地魂销神伤吧。
在白石词中，对梅花的描写总是与其对合肥情人的追忆联系在一起的，这成为白石心中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因此，睹梅怀人成为白石词中常见的主题。
这首《江梅引》正是如此。宋宁宗庆元二年丙辰之冬，姜白石住在无锡梁溪张鉴的庄园里，正值园中腊梅绽放，他见梅而怀念远在安徽合肥的恋人，因作此词，小序指出：“予留梁溪，将诣淮南不得，因梦思以述志。”说明这是藉记梦而抒相思之作。
上片以悲欢两种不同梦境反映相思之情。“人间”三句，回想起五年前两人依依难舍的惜别场面，这曾在另几首词中提到“拟将裙带系郎船”，“玉鞭重倚，却沈吟未上，又萦离思”。时光流逝，匆匆五年过去，相会仍是无期。看到“翦翦寒花小更垂”的腊梅，相思之情，悄然而生，然思而不见，就只能在梦中寻觅。
“几度”句，写两人欢会梦境。小窗之下，伊人几度进入词人的梦境仿佛当年两人携手出游，荡舟赏灯，移筝拨弦，其乐融融。“今夜”四句，写另一种梦境，“今夜”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词中只好在凄凉的庭院中独自徘徊，却一无所见，不禁悲从中来，以致寒气侵入衾被，也感觉不到。两种梦境相比，前者能给予暂时的安慰，后者却带来无限的伤感。梦境，本来是虚无缥缈的，词人正是借此进一步诉述别后对情人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白石写梦，多用提空描写，即不拘泥于对梦境本身的细腻描写，而是化实为虚跳出梦境，重在叙写对梦境的难以言传的独特感受。
下片“湿红”三句，用晏小山词意：“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薄薄香笺，和泪写成，而无限伤心往事，尽在其中；所恨的是书已成而信难通。于是想起伊人当年弹筝情状：“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当筵秋水慢，玉柱斜飞雁。”此时玉颜既不可见，那玉柱斜列如飞雁的宝筝也踪影全无。“无雁飞”，包融有二层含意，一是指伊人不见无人弹筝，另一是无雁传书，音问难通。亦即秦少游所云：“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这一种刻骨相思之情，又能诉与谁人说？
“俊游”四句，通过回忆透露内心的惆怅和伤感。先忆旧日携手同游之地，恐怕巷陌依稀而人事已非，那斜阳枯树，徒然增人悲思，正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再念别时曾指花相约：“问后约、空指蔷薇，算如此江山，甚时重至。”在送人往合肥诗中，也曾表示后会有期：“未老刘郎定重到，烦君说与故人知。”但此时看来是泛舟同游的旧约已难以实现，这种悲苦的心事也只能深埋于自己的心底了。
“歌罢”两句，用《楚辞》淮南小山赋春草之句，“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眼下冬将尽而草已青，春草萋萋归期何时？一种惆怅迷离之感弥漫心头，无人与说。结尾两句，总收全词，梦已醒，人不归：泪下沾襟，是既恨相见之难，兼以自叹飘泊，自伤身世。白石一生布衣，虽不乏名公臣卿与之交游，但仍多有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之感。白石恋情词注重的不是声色描写，也不是行动描写，而主要是反复倾诉一种难言的内心感受，故以蕴藉深挚见长，此词也不例外，可说是落落而多低徊不尽的风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