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隐逸高趣的诗。诗以“寻西山隐者不遇”为题,到山中专程去寻访隐者,当然是出于对这位隐者的友情或景仰了,而竟然“不遇”,按照常理,这一定会使访者产生无限失望、惆怅之情。但却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虽写“不遇”,却偏偏把隐者的生活和性格表现得历历在目;却又借题“不遇”,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幽情雅趣和旷达的胸怀,似乎比相遇了更有收获,更为心满意足。正是由于这一立意的新颖,而使这首诗变得有很强的新鲜感。
诗是从所要寻访的这位隐者的栖身之所写起的。开首两句写隐者独居于深山绝顶之上的“一茅茨”之中,离山下有“三十里”之遥。这两句似在叙事,但实际上意在写这位隐者的远离尘嚣之心,兼写寻访者的不惮艰劳、殷勤远访之意。“直上”二字,与首句“绝顶”相照应,点出了山势的陡峭高峻,也暗示出寻访者攀登之劳。三、四两句,写到门不遇,叩关无僮仆应承,窥室只见几案,杳无人踪。紧接着下两句是写寻访者停在户前的踟蹰想象之词:主人既然不在,到哪儿去了呢?若不是乘着柴车出游,必是临渊垂钓去了吧?乘柴车出游,到水边垂钓,正是一般隐逸之士闲适雅趣的生活。这里不是正面去写,而是借寻访者的推断写出,比直接对隐者的生活做铺排描写反觉灵活有致。“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远路相寻,差池不见,空负了一片景仰之情,失望之心不能没有。但诗写至此,却突然宕了开去,“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由访人而变成问景,由失望而变得满足,由景仰隐者,而变得自己来领略隐者的情趣和生活,谁也不能说作者这次跋涉是入宝山而空返。“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结句暗用了著名的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故事出于《世说新语·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起隐居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立时登舟往访,经夜始至,及至门口又即便返回,人问其故,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诗人采用了这一典故,来自抒旷怀。访友而意不在友,在于满足自己的佳趣雅兴。读诗至此,读者似乎遇到了一位绝不亚于隐者的高士。诗人访隐居友人,期遇而未遇;读者由诗人的未遇中,却不期遇而遇──遇到了一位胸怀旷达,习静喜幽,任性所之的高雅之士。而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
此词当为悼念随作者贬谪惠州的侍妾朝云而作,词中所写岭外梅花玉骨冰姿,素面唇红,高情逐云,不与梨花同梦,自有一种风情幽致。上阕通过赞扬岭南梅花的高风亮节来歌赞朝云不惧“瘴雾”而与词人一道来到岭南瘴疠之地;下阕通过赞美梅花的艳丽多姿来写朝云天生丽质,进而感谢朝云对自己纯真高尚的感情一往而深,互为知己的情谊,并点明悼亡之旨。全词咏梅,又怀人,立意脱俗,境象朦胧虚幻,寓意扑朔迷离。格调哀婉,情韵悠长,为苏轼婉约词中的佳作。
词的上阕写惠州梅花的风姿、神韵。起首两句,突兀而起,说惠州的梅花生长在瘴疠之乡,却不怕瘴气的侵袭,是因这它有冰雪般的肌体、神仙般的风致。接下来两句说它的仙姿艳态,引起了海仙的羡爱,海仙经常派遣使者来到花丛中探望;这个使者,原来是倒挂在树上的绿风小鸟(状如幺凤)。以上数句,传神地勾勒出岭南梅花超尘脱俗的风韵。
下阕追写梅花的形貌。“素面翻嫌粉涴”,岭南梅天然洁白的容貌,是不屑于用铅粉来妆饰的;施了铅粉,反而掩盖了它的自然美容。岭南的梅花,花叶四周皆红,即使梅花谢了(洗妆),而梅叶仍有红色(不褪唇红),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大可游目骋情。面对着这种美景的东坡,却另有怀抱:“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东坡慨叹爱梅的高尚情操已随着晓云而成空无,已不再梦见梅花,不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句中“梨花”即“梨花云”,“云”字承前“晓云”而来。晓与朝叠韵同义,这句里的“晓云”,可以认为是朝云的代称,透露出这首词的主旨所在。
这首咏梅词空灵蕴藉,言近旨远,给人以深深的遐思。词虽咏梅,实有寄托,其中蕴有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恋。作者既以人拟花,又借比喻以花拟人,无论是写人还是写花都妙在得其神韵。张贵《词源》论及咏物词时指出:“体物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此词,可以窥见其艺术技巧的精湛。
这首五言古诗共一十二句,四句一段,可分三段。诗中,藉个人升沉,体察世态炎凉,且以感物感时为体己的诗人李贺,特别以“铜驼悲”为塑造、为象征,来咏人物之衰、盛世盛时不在,以为世人处世处事之警策也。
诗中第一段四句所记,乃诗人以落魄者的身份与心情即为悲剧主角亦为精神主观,一方面企图藉赴洛阳牡丹花会赏花送春以为伤痛不平之聊慰,另一方面再藉“悲铜驼”为感时思物,并拟人体己作《铜驼悲》以为郁闷心情之排遣,合而旨在可藉相应符号个涵历史意蕴地形象展示来收达观人生、达观自然、达观历史、超越自我之效也。姚文燮注曰:“落魄寻花,无聊情绪,作曲送春,时去不复,致来铜驼之悲也。”是说不免有曲解诗人所怀的“悲剧情结”,及其相应的“感伤主义”,在艺术审美上所深层具有积极性的精神本质,其实绝不可能出于“无聊心情”之嫌。或者换言之,诗人届时所以特别能以汉铸铜驼为艺术观照与塑造对象,但藉“悲铜驼”再作《铜驼悲》,好拿自己的主观精神来把本来无生命、无感情、无精神的古物铜驼,当做时代更迭之鉴证,一并拟人赋予它之形象与符号以相应的意义。
诗中第二段四句,诗人禀其独有的人生苦短之感与历史苍凉之慨,先拿桥南紫陌骅骝骄骋繁华之地,与北邙前贤亡灵归葬陵墓蒿荒之地为对照,复拿四会道街之畔贵客正豪饮高会,与所立铜驼因阅历已作而不胜变迁之感为景致观照,以作承转,共同来射人生生与死之短暂,并射历史繁荣与衰败之轮回,好发人为之深思深醒也。
诗中第三段四句,合而来说人生在世,生命的脆弱无助,命运的作踹作难,诚然一如烛光临风,随时有可能或因灯油熬尽而自行熄灭,或因风而被猛然吹灭,但是人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要义,却总是应在要以“生世莫徒劳”为志向,但为认识真理与坚持真理,一并引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道德修养为不离。离此者,必不能真正体验个涵在“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这一不失“悲观主义”精神色彩之诗句中,自被大理想、大失望、大破灭、大悲哀、大寂寞所嚼烂了的诗心,及其悲剧人生的积极精神意义。
正如此词自注所述,辛弃疾的这首《贺新郎》词,乃是仿陶渊明《停云》“思亲友”之意而作,抒写了作者罢职闲居时的寂寞与苦闷的心情。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考证,此词约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左右。此时辛弃疾被投闲置散又已四年。他在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东期思渡瓢泉旁筑了新居,其中有“停云堂”,即取陶渊明《停云》诗意。
辛弃疾的词,爱用典故,在宋词中别具一格。这首词的上片一开头“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即引用了《论语》中的典故。《论语·述而篇》记孔子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果说,孔子慨叹的是其道不行;那么辛弃疾引用它,就有慨叹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之意。辛弃疾写此词时已五十九岁,又谪居多年,故交零落,因此发出这样的慨叹也是很自然的。这里“只今馀几”与结句“知我者,二三子”首尾衔接,用以强调“零落”二字。接着“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数语,又连用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和《世说新语·宠礼篇》记郗超、王恂“能令公(指晋大司马桓温)喜”等典故,叙自己徒伤老大而一事无成,又找不到称心朋友,写出了世态关系与自己此时的落寞。“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两句,是全篇警策。词人因无物(实指无人)可喜,只好将深情倾注于自然,不仅觉得青山“妩媚”,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妩媚”了。这与李白《敬亭独坐》“相看两不厌”是同一艺术手法。这种手法,先把审美主体的感情楔入客体,然后借染有主体感情色彩的客体形象来揭示审美主体的内在感情。这样,便大大加强了作品里的主体意识,易于感染读者。以下“情与貌,略相似。”两句,情,指词人之情;貌,指青山之貌。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崇高、安宁和富有青春活力等。作者在这里将自己的情与青山相比,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宁愿落寞,决不与奸人同流合污的高洁之志。
词的下片作者又连用典故。“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中有“良朋悠邈,搔首延伫”和“有酒有酒,闲饮东窗”等诗句,辛弃疾把它浓缩在一个句子里,用以想像陶渊明当年诗成时的风味。这里作者又提陶渊明,意在以陶自况。“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两句,表面似申斥南朝那些“醉中亦求名”(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之三)的名士派人物;实际是讽刺南宋已无陶渊明式的饮酒高士,而只有一些醉生梦死的统治者。以下“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句法与上片“我见青山”一联相似,表现出了作者傲视古今的英雄气概。这里所说的“古人”,不是一般的古人,而是指像陶渊明一类的人。据岳珂《桯史·卷三》记:“辛弃疾每逢宴客,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足见辛弃疾对自己这二联是很自负的。
结句“知我者,二三子。”这“二三子”为谁没有人进行专门的考证,有人认为是当时人陈亮。但读者不妨视野扩大些,将古人陶渊明、屈原乃至于孔子等,都算在内。辛弃疾慨叹当时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多,实与屈原慨叹“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情类似,同出于为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忧虑。而他的闲居铅山,与陶渊明居“南山”之情境也多少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