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春风催载酒，更无仙凤伴吹箫。
花间鸟散惊藜杖，沼际波回转桂舠。
尘迹寻余思一吊，楚魂飞尽不能招。
但有春风催载酒，更无仙凤伴吹箫。
花间鸟散惊藜杖，沼际波回转桂舠。
尘迹寻余思一吊，楚魂飞尽不能招。
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与体验，描述了康熙七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文章记述地震的过程非常的清晰，从“声如雷”“几案摆簸”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写出了地震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是从物的角度描述。“众骇异”“相顾失色”到“男女裸聚”，从人的神态进行侧面烘托，写地震严重的程度。最后的耳闻，揭示出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并由此发出了“真非常之奇变”的感慨。
结构是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的格局虽小，但所营造的结构却完整缜密，平整均衡，单纯精美。记事由隐入显，循序渐进，层层开拓境界，逐步创造高潮、首尾连贯完美，通篇委区尽态。结构的艺术处理，贵在线索的贯穿。它运用自如地按记述文的表现形式，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把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组装起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
第一幅、烛前对饮图：闻有声如雷，众骇异，不解其故。
第二幅、室内，震荡图：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
第三幅、户外，大震图；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倒屋塌，儿啼女号。人不能立，随地转侧。河水倾泼，鸡呜犬吠。
第四幅、街上，男女裸聚图：竞相告语，忘其未衣。
第五幅、震后山河图：水井倾仄，楼台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
此外，尚有一幅联想到的地震之外的“狼口夺子图”。此图既如绘画，又若小说。
五幅画面，完整而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地震的全部过程，正好表明地震发生(第一图)、发展(二图)、高潮(三图)、缓和(四图)、终结(五图)的程序。最后以联想方式出现的“夺儿图’’强化了第四图的思想。这里的文字都有极强的可感性与可绘性。
事出突然，事先没有征兆，只听得隆隆雷声，由远及近，人们惊异，但不知原因。一会儿，桌子摇动，杯子倾倒，屋梁有声，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惊失色，但不知何故。过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明白——地震了！才快点跑出来。这种描写是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时惊慌失措，理性思维暂停的实际。以上是室内情况。
跑出屋子以后，首先看到的是大的建筑物忽起忽落，说明地表在上下颠簸。继之是听到房屋倒塌声、儿啼女号声。刚才是从屋里跑着出来的，所有没感觉到不稳。停下来以后，才觉得站立不稳，于是快点坐下，随地转侧。
此时，人惊恐万状，无暇交流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地震停了，人们情绪稍有安定，这时，大家才有可能“竞相告语”，急于宣泄内心恐惧，抱团取暖，竟然忘了自己没穿衣服。情急下的失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在地震的当时，不可能了解其他地方情况。震情和缓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才互相探访，打听安危，于是外地情况不断传来，才有某处井倾侧，楼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的传闻。
写震前、震中、震后；写房内、房外、街上；写所见、所闻。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合情合理，井井有条，紧紧相扣，一气呵成。再现地震现场画面，非亲临其境者写不出。
这是一首记述天子会同诸侯田猎故事的诗篇。《诗经》中涉及田猎的诗篇有许多，而描写场面之宏大，当首推此诗。全诗八章，艺术地再现了举行田猎会同诸侯的整个过程。
第一章是全诗的总貌，写车马盛备，将往东方狩猎。战马精良，猎车牢固，队伍强壮，字里行间流露出自豪与自信。第二、三章点明狩猎地点是圃田和敖山。在那里人欢马叫，旌旗蔽日，显示了周王朝的强大声威。第四章专写诸侯来会。个个车马齐整，服饰华美，显示了宣王中兴、平定外患、消除内忧后国内稳定的政治状况。第五、六两章描述射猎的场面。诸侯及随从士卒均逞强献艺，驾车不失法度，射箭百发百中。暗示周王朝军队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第七章写田猎结束，硕果累累，大获成功，气氛由紧张而缓和。第八章写射猎结束整队收兵，称颂军纪严明。赞语作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全诗结构完整，层次分明，按田猎过程依次道来，有条不紊，纹丝不乱。运用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极富表现力的语言，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射猎的场面及各种不同的景象，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写射猎，仅用四句十六字就绘声绘色地将大规模的场面呈现于读者眼前。“不失其驰，舍矢如破”凝炼传神；“萧萧马鸣，悠悠旌旆”，画出一幅队伍归来的景象，尤意境宏大而优美，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
《蓦山溪》又名《上阳春》，“赠衡阳妓陈湘”又作“别意”。这是一首赠别的词。
上片写陈湘的天生丽质，豆蔻年华，而又柔情脉脉，春愁恹恹，使人魂飞心醉，我见犹怜。下片写词人载酒寻芳，临别伤怀，后约无期的怅惘心情。前者重绘形，故我绮语；后者重抒情，颇具风韵。全词运用铺叙的手法，层次分明。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娉娉嫋嫋，恰似十三余，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长亭柳，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上片首二句先写陈湘年少怀春的内心活动。鸳鸯、翡翠，皆偶禽。雄者为鸳，雌者为鸯。《说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接下来两句，以远山秋波，比喻陈湘的眉清目秀。“山明水秀”与“眉黛”、“秋波”相应，言其眉如山之明，眼如水之秀。把美人的眼比作秋波，眉比作远山，是我国古代诗文中所习见的。王观《卜算子》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即为一范例。末五句，以春花的娇嫩鲜艳，比喻陈湘的年轻貌美。妙词人不着痕迹地点染了杜牧《赠别》的“娉娉嫋嫋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的诗句，含蓄而婉转地把陈湘的婀娜身段、锦绣年华勾勒了出来。又以“透”、“瘦”、“愁”三字分别写出陈湘的情窦初开、腰肢苗条和多愁善感。艳而不冶，媚而不妖，清丽纤巧，情韵兼胜，其构思之委婉曲折，低回往复，出人意表。
片前两句写结识陈湘，唯恐不早。一种急于谋面、一倾积愫的感情，溢于言表，不言倾慕，而爱恋之情自见。接下来两句，写词人对后约无期、犹恐美人已有所属的怅惘。妙他把杜牧《叹花》诗“自是寻春去太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融化里面。词人这里遥想别易会难，聚少离多，待到他们重逢的那天，恐怕是花已成泥、叶已成阴、子已满枝了。意脉上承“娉娉嫋嫋，恰近十三馀”了。感情上低回婉转，一往情深，显得更加深沉、真挚。最后五句，表现自己的着恋之深，依慕之切。“心期”，指内心深处的期望。这里是申说人生实难，事与愿违，造物是那样地捉弄人，不让人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愿望。接着又以柳的飘拂依人，比喻自己的别情无极，依恋不已。虽千里之外，犹然频频回首，寻觅那折柳赠行者的倩影。
语淡而情深，意浓而韵远，非有这种实际生活的体验，是不能道出此中的委婉曲折的。妥溜又恰切，庄重又活泼，非功力深厚之妙笔，亦不能表达也。
首联“四年书剑滞燕京，更值新来百感并。”诗人说自己滞留燕京四年，虚耗了精力，空度了年华，尝遍了酸甜苦辣，时逢寒秋，更是百感交集，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书剑”指代文士生涯。以书耀文，以剑显武，是古代儒生本色，是诗人的骄傲。“滞”是不通不畅之意，说明命运多艰，仕途蹇涩。此联上句突出诗人形象，下句“更”字使诗意推进一层，将感情强化，引出“百感”。秋来更增百感，源于“宋玉悲秋”。宋玉《九辩》开头就高唱“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此后，它就引发了许多诗人的生活感受和艺术联想，也成为诗歌创作的触媒。
颔联“台上何人延郭隗，市中无处访荆卿。”承接上文“百感并”，写其所感。诗人在秋色触目，忧愁苦闷，百感交集之时，头脑中浮现出两个古人，一个是郭隗，一个是荆轲，他们都有过不同寻常的际遇《战国策》、《史记》均有燕昭王礼聘郭隗的记载。《史记·燕世家》：“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燕昭王为隗改筑宫而事之。”《文选》李善注还载有燕昭王于易水边建黄金台以招天下贤士的故事。两千年来，燕昭王成为礼贤下士的代表人物，郭隗成为文人学子羡慕向往的榜样。
荆轲亦曾受燕太子丹特殊礼遇，同时他还有几位肝胆相照的朋友。《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者，卫人也。而之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卿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今云“市中无处访荆卿”，即伤心知己无从寻觅，又隐指像荆轲那样的际遇今己难逢。怀念郭隗，寻访荆卿，表明诗人企盼受到当权者的尊重和厚待，渴望找到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己。但是英主难逢，古贤远逝，徒令寒士唏嘘感喟而已。两句用典，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使其悲秋之情显得更为深沉厚重。
颈联“浮云万里伤心色，风送千秋变徵声。”放眼远望，万里浮云呈现一片灰黯颜色。顷耳细听，飒飒秋风里传来千年回响的变徵悲音。上联主要是怀古，此联转入了伤今。诗句展现出北国秋色的壮阔景象，但在诗人眼中，它却是一片“伤心”颜色，他听到的却是一种“变徵”哀声。变徵声：变徵为古音阶之一。古人把音乐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又有变宫、变徵二声。变徵音色凄凉，宜于悲歌。“变徵声”与上联“访荆卿”照应。诗人在秋风中仿佛听到了变徵之声，一方面寄托对荆轲的向往和怀念之情，一方面从听觉上渲染心境的悲凉。旅京无托，志士失意，不免感到万物同悲，此融情入景也。
尾联“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寻驺卒话生平。”此尾联收束全篇。京都四年，怀才不遇，知己难寻，在萧飒秋风中，百感交集，憋闷郁结，欲以长歌排遣，却又意兴索然，心情颓丧，只好寻找身份低贱的仆夫隶役共话生平，一诉衷肠了。驺卒：官府服贱役的仆隶。南朝梁人谢几卿曾于闹市与驺卒对饮，为放纵不羁之士所激赏。作者此语既有失意于上层社会，欲到平民中寻觅知己的想法，又有放纵情怀，不计穷通得失的意味，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前面两联“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此联徒然收回，强自压抑，另辟通途，便产生了沉郁顿挫、纵放自如、悠然意远的艺术效果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