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求贤记》一文虽然短小,却清楚地说明了诏令求贤的原因、目的和方法。
刘邦起自布衣,对士人多有轻侮。但由于他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认识到的天下多有赖于士人,为此他统一天下后,要治理天下,就急于寻访贤能之人,心情十分急迫。尽管此诏书是在刘邦在位晚年发布的,但这封诏书毕竟奠定了西汉的基本国策,功不可没。西汉大量贤士得到重用是在武帝宣帝时期。但是,要追溯西汉王朝的求贤历史,还要从这封诏书开始。
高帝刘邦求贤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为了使自己的统治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高帝之所以求贤,则是因为他从历史与现实两个不同的层面,清醒地认识了经营天下与贤人辅的紧密联系。就历史而言,世之王者莫高于周文,周文王在位五十年,国势强盛,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官适等贤人;世之霸主莫高于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成名的关键在于任用管仲。就现实而言,贤人的重要性对高祖刘邦更是刻骨铭心。当初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超,商祖起于闾巷之间,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践帝祚。他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用智能之士。高祖曾云:“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师,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能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正因为知此,诏书才有“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云云。不论着眼于历史,还是着眼于现实,刘邦都迫切感到需要贤士大夫来治理天下。
诏书以周文、齐桓自许,以古之贤士期待今之人,流露了刘邦希冀王霸之业的雄心以及渴求贤才的迫切。诏书云:不惟古之人有智慧有才能,今天下人亦然,只因人主不肯结交,致使贤者无由进升。如此归咎人君,便见高祖礼贤下士之意,显得顿挫而又警醒。高祖本意在于进用贤者以安定汉家,却云“与吾共安利之”;一个“利”字,巧妙地将自身的好处幻化成了贤人的利益。如此说来,高帝求贤便有了为贤者打算图谋的含义。诏书又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上文言“交”,此处言“游”,更表现出一种天子友匹夫的大度雍容的气度;尊之显之云云,则是直接诱之以势力。诏书结尾云:郡国若有贤者,“必身功为之驾”,“有而弗言,觉,免”;一个‘必”字、一个“免”字,再次表现了高帝求贤的精诚。由此可见,《高帝求贤诏》不仅层次划然,而且用语极具艺术性。
不过,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不会是这种停留在纸面上的温情脉脉牧歌。在封建社会,“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悲剧一次次重演,所谓贤者,所谓智能之士,常常难以摆脱这种历史的悲剧。
这首诗在江南秋雨成灾的背景下创作而成,诗中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情景和作者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苛税弊政的揭露抨击。全诗分为二大段,前八句为第一大段,写雨灾造成的苦难,后八句为第二大段,写虐政害民更甚于秋涝。这首诗叙事抒情,间用议论,写得真实动人,含蓄而情深。
诗的开头二句写今年粳稻的成熟期甚晚,幸亏没有多时秋天就来到了。点明了秋收的季节。紧接着诗人运转笔锋,直写雨灾。“霜风”二句写滂沱大雨使快成熟的粳稻无法开镰收割。爬梳的农具因长期大雨潮湿而发了霉,镰刀也生了锈。这里用农具“出菌”、“生衣”来表现灾情之严重,使常景变成了奇句,显示出诗人独特的艺术才华。
“眼枯泪尽雨不尽”,这是化用杜甫《新安吏》:“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的诗意。在即将收割的秋季遇上连续如注的大雨,农民必定忧心如焚,伤心得落尽眼泪。必不忍心看着金黄色的稻穗倒伏在泥田里。“茅苫”二句由内心的伤痛转写抢收的行动。为了抢救粳稻,农民在田头边搭起了茅草棚,住宿在里面看管了一个月。好不容易盼到了晴天,赶紧抢收运载而归。然而他们却不能享受这辛勤劳动得来的果实。
“汗流”以下八句通过谷贱伤农的事实,抨击了造成钱荒的新法流弊。诗人先叙述农民担粮入市,汗流浃背,磨肿肩膀;后写米价低贱就同糠和碎米一样。经过多么艰苦的劳动,换来的却是那么微薄的收入。“卖牛”二句承上揭示了赋税的繁重。农民无奈只有卖牛凑钱纳税,为了烧饭,只得拆下屋里的木头,以解救燃眉之急,而顾不上明年的饥荒。这种夸张的笔墨,与司马光在熙宁七年(1074年)《应诏言朝政阙失状》中所写农民“若值凶年,无谷可粜,吏责其钱不已,故卖田,则家家卖田;欲卖屋,则家家卖屋;欲卖牛,则家家卖牛”一样,都是片面的夸大言辞。不过,在新法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要钱不收米。当时百姓有米而官府不要米,百姓无钱而必要钱。这就造成一时米贱钱荒的社会问题。诗中“官今要钱不要米”,触及时政流弊的实质。“西北”句是指当时为了抗击西夏,王安石采用王韶的建议,对西北沿边羌人蕃部进行招抚,虽有利于巩固边防,但也花费了不少钱。这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而官吏催逼,唯钱是求,使农民走投无路,难以为生。最后二句借用典故收结,把全诗的气氛推到了高潮。龚遂任勃海太守,黄霸任颍川太守,他们都是以恤民宽政著名的官吏。这里的“龚黄满朝”是带着明显嘲讽意味的。“河伯妇”,是用《史记》中西门豹传的故事。在战国时邺县豪绅与女巫假托“河伯娶妇”,敲诈勒索,残害百姓。西门豹任邺县令时,为民除害,施计把巫婆投入河中。作者借用来表明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不如投河自尽。这种用意苏轼后来在元祐元年(1086年)写的《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说得很明确:“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子、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
苏轼这首讥讪新法的诗篇,它的特点并不是用政治图解的方式来表达思想倾向,而是选取典型的生活情景和人物的行动,通过叙事抒情,间用议论的方式,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真实动人。全诗的结构布局紧紧扣住诗题的“叹”字,写得层次分明而又步步深入。首先叹息稻熟苦迟,其次哀叹秋雨成灾,复次喟叹谷贱伤农,末以嘲讽官吏,逼民投河作结,更令人怵目惊心。整个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诗人对劳动农民苦难遭遇的深切同情,尽管这是与反对新法的偏见交织在一起,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
《抛球乐》一调,虽非三叠,但上下两片一百八十七字,在词中也算得长篇巨制了,柳永此词,写春日清明,把自然之美、节日之盛、游人之欢、宴饮之畅,纷繁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如花团锦簇,炫人眼目。
据《枫窗小牍》、《汴京遗迹考》、《宋东京考》、《东都志略》等书所录,汴京周围有名可举的园林有八十余处,游赏园林成为汴京一时的风尚。这首词描绘了都城人民探春游园的活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游赏园林的盛大场面,而且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太平时及时行乐的社会心态,这比一般性的史志记载更为生动地反映了北宋承平时期的时代风貌,既是一首词中赋体佳作,又可看做是一则珍贵的史料。
词的上片可分六段前三段写清明节美丽的自然景色,后三段写清明节节日盛况。
“晓来天气浓淡”二句为第一段,写自然气候,天气忽晴忽阴,不时会有细雨落下,写的疏疏淡淡。“近清明”四句为第二段,写自然景物,巷陌里风吹柳絮,池塘边烟笼芳草,写的极其飘逸而秀雅。词人结以“尽清图画”四字,画乃水墨画。词人仅用十六字便描画出一幅清明烟雨图,笔力清劲而简洁。“艳杏暖”二句为第三段,承接上段,继续写自然景物,写艳丽的杏花和悬垂的杨柳,并且用了“犯而不犯”的笔法,重复中显出了不重复。这些景物颜色浓艳,又与之前的风絮、烟草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语言上用了对偶,手法上用了拟人手法。但景物选择上有些小气与作态,失掉了自然本色。
上片的后三段以铺写的方式写了民间节日盛况。“是处丽质盈盈”三句为第四段,写少女们荡秋千。以“盈盈”状其仪态,以“嘻嘻”状其笑貌,以“争簇”状其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态。第五段写男子戏彩球。斗鸡、驰马的游乐,“彩球”配以“罗绶”,“金鸡”饰以“芥羽”,“芳郊绿野”是驰骋的园地,也写得华丽而热烈,少女的活动以“是处”二字领起,男子的活动则以“芳郊绿野”结住,都是为突出清明游嬉的场面,处处展现着节日的民风民俗。第六段是为嬉游的场面配上笛声、“和雅”的“繁弦”声,而更加活泼与热烈,毫不夸张地使清明节的民间游艺超过了贵族豪门的王陵之游。
上片至此结住,词人的主体形象似在此游乐的场面中,又似游离于这场面之外。至下片词人的形象才正式登场,他把自己的形象放置于一系列的清明游乐活动中。
第一步,他“泥画轮”,“羁宝马”于“名园深处”,这里词人还用了“争”字和“竞”字,可见当时同游人数之多,也道出了词人游历时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第二步,他随意地“罗列杯盘”于“芳树”的“绿阴红影”下,开始饮酒,事与景和谐地相融为一。第三步,赏舞听歌以壮游兴,舞如“莺娇”,歌如“燕姹,使人尽欢尽兴。于是引发出第四步,词人内心的价值较量,寸大之珠、片阔之玉是宝物,再贵也有价,比不上今天的“浓欢”“无价”。至此,词人已有些飘飘然而忘形再进一步,词人大呼,任凭它美酒一斗值万金,饮尽了尽可解下高贵的帽子去换酒,其疏狂已接近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将进酒》)的境地了。至此,词人的热度已升至顶点,狂傲已发到极致,下一步则以天为幕,以地为席,“尽醉”于似唐虞时代的太平盛世。只是,词人热烈的情绪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接下来就要走下坡路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艳阳之天在尚未看足之时,已觉察到莺飞花谢、好景有尽。最后,只有勉强振作,以不忍轻舍眼前的美酒来告慰自己,也告慰他人。整个下片,可说是步步推进地写尽了词人清明游春时的整个行动与心路的历程。
柳永生就一副要尽享人生欢乐的心性,身处欢乐之中,他要尽情尽兴地享受,他还要用词记录下这生活的欢乐。《抛球乐》就是他记述人生欢乐的一首作品。但柳永的一生是不幸的,他不可能时时处在《抛球乐》这样的世界中,因而他更多的作品是在回忆旧日的欢乐或是欢乐与无奈的交织。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这是一首缘事抒怀的诗作,实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激烈斗争实况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地记录了当时文坛百花凋残、众芳零落的荒芜景象;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摧残革命文艺的黑暗现实;含蓄地表达了诗人以及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惧强权,决心同其战斗到底的坚定立场和斗争精神。从而,充分地体现了鲁迅时时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爱国深情。
这首诗,是鲁迅久积悲愤、愤涌而出的结果。因而,在无限悲愤之中蕴藏着呐喊的豪情,在凝炼精短的字里行间显示出与其战斗的韧劲。诗意婉转,而又义正词严,比喻浅豁,却又含而不露,用典质朴,但又朴而见雅。全诗层层递进,不枝不蔓,前后呼应,结构严谨,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极强的感染力,显示了作者思想的高度与艺术的精度。首句直揭黑暗的现实、险恶的环境,为下面诗情的展开作了铺垫。次句暗述朋友的规劝,一个“惹”字,既牵动了作者重返“旧游之地”的“梦思”,又倾吐了作者“如处荆棘”的恶劣环境的愤慨。第三句中的一个“恨”字,寓托深刻,既含有作者对国民党摧残文坛罪行的无比憎恨,又含有作者对为革命而献身的革命战友的深情怀念。这一句,既以“芳林寥落”与首句的“文章如土”相呼应、相补充,又起引出末句的作用,以兰、菊不同季节开放为喻,暗述自己“很难成行”的缘由,表达了作者誓与他们斗争到底的不屈意志与坚强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