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两人的交往;下片着重抒情,以假想的“旧时薄幸”和确实存在的“今日无情”相对比来突显词人的痛心。全词巧妙运用虚字,用追忆之笔淋漓尽致地反衬出词人的自责无奈,意切而情真。
此词上片着重回忆过去词人与恋人二人的交往。首二句“蕙心堪怨,也逐春风转”开门见山写“怨”,闺妇的蕙心承当着怨恨情绪,随着流转的春风而改变。歇拍“丹杏墙东当日见,幽会绿窗题遍”二句以幽会为典型,写两人情深:当时,红杏墙东,继而相见,继而相约幽会,绿窗之中,处处题写下欢愉踪迹。
下片着重抒情。过片“眼中前事分明,可怜如梦难凭”二句写二人相爱的前事清清楚楚呈现眼前,可惜都像梦境一样,难以叫人相信为实。结拍“都把旧时薄幸,只消今日无情”二句写词人细数旧时有过的薄幸行为,刚好和她如今的无情相抵消。其中,“都把”、“只消”,虚字运用入妙;“旧时薄幸”是假想的而“无情”却是实在的,相比之下,词人的痛心愈加突显。
此诗意在描写打猎人的本领和美德。其人带着猎犬出猎,品德仁慈,卷发美髯,具有长者之相。作者是以羡慕的眼光,对猎人的外在英姿和内在美德进行夸赞。
打猎是古代农牧社会习以为常的事。猎者除获得生活所需之物外,还有健身习武的好处。古人认为,国家要强盛,离不开文治武功。体魄强健,好勇善战,体现了国人的尚武精神。仁爱慈善,足智多谋,体现了国人的文明精神。因此,文武并崇,刚柔兼济,在古代形成一种风尚,一种共识。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人们往往把是否能文能武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出息的重要标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以这种标准与眼光来衡量和观察各种人物,一旦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就倍加赞赏,此诗中的猎者就是其中一例。作者选取狩猎这一常见习俗,对猎人的善良、勇敢、能干和美姿进行赞誉,既是情理中事,又是诗人审美眼光独到之处。
此诗采用了由犬及人、由实到虚的写法。全诗共三章,每章的第一句均以实写手法写犬;每章的第二句均以虚写手法写人。
“即物指人,意态可掬”(陈震《读诗识小录》)。“令令”“重环”“重鋂”,是写犬,不仅描绘其貌,而且描摹其声。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黑犬在猎人跟前的受宠貌和兴奋貌,猎犬在跑动中套环发出的响声等等,这就从一个侧面烘托出狩猎时的气氛。未见其人,先闻其“卢令令”之声。后面才走出诗中的主人公。“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则是写人,在夸赞猎人英姿的同时,又夸赞猎人的善良、勇敢和才干。这样看来,诗中所赞美的猎人,是个文武双全、才貌出众的人物,以致引起旁观者(包括作者)的羡慕、敬仰和爱戴。从感情的角度看是真实的,从当时所崇尚的民风看,也是可信的。
全诗仅二十四字,就勾勒出一个壮美、仁爱、勇武、多才的年青猎人带着心爱的猎犬打猎的情景,文字简练,形象生动。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古史有言:“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山西临汾、永济、夏县一带。悠悠五千年大中国,最古老的三大君王,他们统统崛起于原始农耕社会地肥水美的所在,山西的晋南地区。
相传,尧主政五十年,乃微服私访于康衢[qú],听到儿童唱歌,甚为高兴,归来后就禅让天下于舜。又据《帝王世纪》载 “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击壤”,是一种互击瓦块为乐的游戏。“康衢”与击壤老人所唱处,大约均在今临汾市尧都区一带。而这两首主题截然不同的民谣《康衢歌》《击壤歌》,就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最早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