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作者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名篇。作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诗人从武功主簿调任明堂主簿时。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这首诗又题《上吏部侍郎帝京篇》，诗的前面曾有一篇“启”，作者投赠给当时的吏部侍郎裴行俭，传遍京畿，“以为绝唱”。
全诗描绘帝京长安的繁华，颇多壮词，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和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提出了“未厌金陵气，先开石椁文”的居安思危的警示，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悲愤。诗的结构严谨，共分四个段落：
从开头到“黄扉通戚里”为第一段，描绘京城胜状；从“平台戚里带崇牖”到“宁知四十九年非”为第二段，描写王侯贵戚的豪奢习气和下层社会的悠游宴会生活；从“古来荣利若浮云”到“罗伤翟廷尉”，是第三段，描绘上层社会变幻莫测的斗争；“已矣哉”以下抒发个人滞留京都无人赏识的苦闷，气势遒劲。清人沈德潜评介这首诗时说：“首叙形式之雄，宫阙之壮；次述王侯贵戚之奢僭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之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唐诗别裁》）诗中“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二句，突出帝京长安一代关塞之险与宫阙之胜，气势宏伟，艺术效果极佳，堪称名句，历来脍炙人口。从艺术手法上看，作者在本篇中运用赋法，为盛唐歌行的创作开了新生面，是一篇“卓荤不可一世”（陈熙晋语）的艺术杰作。
该诗约作于上元三年担任明堂主簿时。诗前有《启》，介绍说是应吏部侍郎“垂索”而作的。该诗取材于汉代京城长安的生活故事，以古喻今，抒情言志，气韵流畅，有如“缀锦贯珠，滔滔洪远”，在当时就被视为绝唱。它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更是初唐长篇诗歌的代表作之一，堪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媲美，被称为姊妹篇。
全诗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山河千里国”至“黄扉通戚里”），状写长安地理形势的险要奇伟和宫阙的磅礴气势。此部分又分作三个小层次。开篇为五言诗，四句一韵，气势凌历，若千钧之弩，一举破题。“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对仗工整，以数量词用得最好，“千里”以“九重”相对，给人一种旷远、博大、深邃的气魄。第三句是个假设问句，“不睹皇居壮”。其后的第四句“安知天子尊”，是以否定疑问表示肯定，间接表达赞叹、惊讶等丰富复杂而又强烈的情感。此处化用了《史记·高祖纪》中的典故：“萧丞相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见城阙壮甚，怒。萧何曰：‘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只有熟悉这一典故，方能更好体会出这两句诗的意韵。它与开篇两句相互映照，极为形象地概括出泱泱大国的帝都风貌。以上四句统领全篇，为其后的铺叙揭开了序幕。
第二个小层次描写长安的远景：“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这六句七言诗，从宏观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庞大壮丽的立体图景。天地广阔，四面八方，尽收笔底。星光辉映，关山绵亘护卫，沃土抚育，帝京岂能不有！六句诗里连用“五”“八”“一百二”“三十六”等多个数字，非但没有枯燥之感，反而更显典韵奇巧，构成鲜豁之境和独特的景象。此为首句“山河千里国”的细致绘写。
第三个小层次为长安的近景刻绘：“桂殿嵚崟对玉楼，椒房窈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复道斜通鳷鹊观，交衢直指凤凰台。”直入云宵、耀眼辉煌的宫殿，温馨艳冶的禁闱；宽畅而通达的大道，复道凌空，斜巷交织。此为对“皇居壮”的具体刻划。六句诗阐明了帝京的壮观、繁华、气度，不由令人念及天子的尊贵与威严。
第二部分（“由剑履南宫入”到“宁知四十九年非”）重点描绘长安上流社会王侯贵戚骄奢纵欲的生活。诗人由表面的繁荣昌盛落笔，意在阐释兴衰祸福相倚伏的哲理。此部分又可分为两个层次。诗的前二十六句为第一层次，主要绘写权贵们及其附庸的日常生活。“剑履南宫入，簪缨北阙来。声明冠寰宇，文物象昭回。”细致传神地刻划出享有殊荣的将相们，身佩宝剑，昂然出入宫殿的情景。他们的美名扬于天下，形象题于画阁，业绩载入史册，光荣如同日月。“钩陈肃兰，璧沼浮槐市”，写的是天子的学宫圣境，静穆清幽；学士们漫步泮池、文市，纵论古今于青槐之下，何等的风流儒雅！教化之推行，言路之广开，由此可见一斑！“铜羽应风回，金茎承露起”，既写景又抒情。那展翅翱翔的铜乌殷勤地探测着风云的变幻，期盼国泰民安；那高擎金盘的仙掌虔诚地承接着玉露，祈愿天子万寿无疆！“校文天禄阁，习战昆明水”，指的是文武百将各司其职，文将治国安邦，武将戍边拓疆。“朱邸抗平台，黄扉通戚里”，说的是权贵们的居所，如同皇帝的离宫一样众多华丽。他们不但身居华屋而且饮食考究，“炊金馔玉待鸣钟”，真是气派。“小堂绮窗三千户，大道青楼十二重”是他们娱乐的场所。娼优之多可想而知。她们是由于统治阶级生活需要而滋生的附属阶层。她们的生活自然也豪华奢靡：“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这样的生活是“朝游北里暮南邻”的锵金鸣玉的王侯贵人所带来的。除了北里南邻的“多近臣”，还有那些失势的旧臣元老和专宠的新贵：“陆贾分金将燕喜，陈遵投辖正留宾。赵李经过密，萧朱交结亲。”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活动场所和享乐消遣之法，游说饮宴，兴高采烈，逍遥自得。这是朝廷之外的另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个层次是描绘长安的夜生活，从暮色苍茫到更深漏残，绿杨青桑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一边是艳若桃李的娼妓，一边是年少英俊的侠客。碧纱帐里，彩珠帘内，皇帝与宠妃，使君与罗敷，出双入对，相互依偎，厮守之状如胶似漆。歌舞场上，轻歌曼舞。王公贵人，歌儿舞女，沉迷于灯红酒绿的梦幻里。他们便是如此浑浑噩噩度过自己的一生，岂能如蘧伯玉一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呢？现实是残酷的，乐极必定生悲。因而诗人在第三部分（从“古来荣利若浮云”至“罗伤翟廷尉”）以其精练灵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把西汉一代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你死我活的残酷的斗争景象和世态人情的炎凉，状写得淋漓尽致。考究用典，精到的议论，生动的描绘，细腻的抒情，惊醒的诘问，交叉使用，纵横捭阖，举重若轻地记录了帝京上层社会的生活史。这部分重点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无法逃脱的没落命运。
“古来荣利若浮云，人生倚伏信难分”！从古到今，统治阶级都是一样的。诗人生活的武则天时代，朝廷内部争权夺利激烈，酷吏罗织罪名陷害忠良，正所谓“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有谁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呢？面对唐朝的现实，诗人发出无可奈何的慨然而叹：“已矣哉，归去来”！继而诗人列举了汉代著名的贤才志士，他们的升迁湮滞，都不取决于个人学识才智的高低，而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司马相如辞赋再佳，怎奈景帝不喜欢辞赋，只得回到临邛卖酒为生；后来武帝赏识他的辞赋，经过狗监的推荐，才被召任为郎。扬雄学识尽管渊博，然而成、哀、平三位皇帝都不赏识他，他也就无法被提升。“十年不调几邅回”，语意双关，既指张释之十年为骑郎事，也是叹息自己十年没升迁的境遇。汲黯因为直谏而遭到忌恨，贾谊因为才高而被谗言所害。这一结尾，婉转地表达了忠直之士难以被容纳之意。
沈德谮曾这样评论《帝京篇》：“作帝京篇，自应冠冕堂皇，敷陈主德。此因己之不遇而言，故始盛而以衰飒终也。首叙形势之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至古来以下，慨世道变迁。已矣哉以下，伤一己之湮滞，此非诗之正声也。”诗论家评诗，立场不同，标准各异，结论自然相左。陈熙晋曾反驳沈祐谮说：“窃谓不然，夫陈思王京洛之篇，每涉斗鸡走马；谢眺金陵之曲，不离绿水朱楼，未闻例效班、张，同其研铄。此诗为上吏部而作，借汉家之故事，喻身世于本朝，本在摅情，非关应制。……篇末自述邅回，毫无所请之意，露于言表。显以贾生自负，想见卓荦不可一世之概。非天下才不能作是论也。沈说非是。”按如今的理解，沈祐谮所说的“次述王侯贵戚之奢侈无度”，并不是该诗的缺点，反而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诗人以汉事讽唐，大胆揭露统治阶层的荒淫腐败，以至于“衰飒”，也正是其最富有现实意义之处。
《帝京篇》的特色，正象闻一多先生所评论的那样，是“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为宫体诗的一个巨变。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这力量是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首诗是呈给吏部侍郎的，因此内容比《长安古意》庄重严肃 ，气势也更大。形式上较为自由活泼，七言中间以五言或三言，长短句交错，或振荡其势，或回旋其姿。铺叙、抒情、议论也各尽其妙。词藻富丽，铿锵有力，虽然承袭陈隋之遗，但已“体制雅骚，翩翩合度”，为歌行体辟出了一条宽阔的新路。
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上片以姑射山上的仙子相比拟，“冰雪透香肌。姑射仙人不似伊。”在词人眼中，爱妻闰之的肌肤像冰雪一般洁白细嫩，而且随时散发着微微香气，有如神话中姑射山中的神女，但是神女似乎还赶不上闰之的美貌。“不似伊”三字，倾尽了词人对闰之的钟爱之情。下文则从内在品格上着力渲染闰之的勤俭质朴，但却不直接说出，而是从她穿着打扮的外表上落笔，显得句法生新：“濯锦江头新样锦，非宜。故著寻常淡薄衣。”在濯锦江边生产着各种花样翻新的锦缎，但是，这对闰之是不适宜的，她平时所穿的都是些寻常的淡薄衣衫。词人在后来写的《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中曾这样高度评价闰之的品德道：“妇职既修，母仪甚敦。”可见，闰之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妇女典型，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词人对闰之的感情愈加笃厚。
下片进一步描绘王闰之的清心寡欲和雍容睡态，愈加令人惜爱。“暖日下重帏。春睡香凝索起迟。”而下文“曼倩风流缘底事，当时。爱被西真唤作儿。”则转向了词人自己，他以西汉风流才子东方朔自喻，说他当时热恋着王闰之。末句是用《汉武内传》典，以此末句之“爱被西真唤作儿”，显得极其生动亲切。“儿”字是一种亲昵之称，从西王母神仙口中唤出，不仅活灵活现，犹如目前，而且抬高了词人存在的现实价值，颇有自许傲世的味道。再从《汉武内传》叙述东方朔的毕生才干和曲折遭际来看，似蕴含了词人的身世之感，正影射出曾在朝中反对新法而屡遭贬谪和“补外”的坎坷经历。由于他的反变法是光明磊落的，是“此心耿耿，归于忧国”的，故他有着自信、自傲的心态。这也符合词人“外迁”任杭州太守时的心绪。
这首词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继妻王闰之的外貌形体美和内秀品格美的形象。全词清新婉丽，明净流美，用典寓意，自然高迈。
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
蔡京是北宋末年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他投机官场，排除异己，极尽奉承拍马之能事。以他为首的群奸怂恿宋徽宗穷奢极欲，挥霍无度，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从而使金兵南侵屡屡得手，导致北宋灭亡。但是，蔡京却又是北宋杰出的书法家，他主编汇刻丛帖《大观帖》，为保存中国历代书法珍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利用职权及自己的影响，促使木兰陂工程的成功建造，也算是为他的家乡办了一件大好事。
1125年（宣和七年）冬，金兵大举南侵，宋徽宗在金兵逼近开封时，匆匆忙忙把帝位让给宋钦宗，带着蔡京等一帮宠臣南逃。开封的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给钦宗，要求严惩以蔡京为首的“北宋六贼”。宋钦宗迫于情势，下令把蔡京流放到海南岛。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湖南长沙）。
这首小令虽然只有八句，思想内容却很丰富，既有作者对现实的艰难处境的展示，也有对往昔的怀恋乃至炫耀，还反省了自己落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