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从邻人的老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一层不说。这摆明了是批评主人家不对,同样的意见因为亲疏远近而态度迥异,所谓“薄者见疑”。意即亲疏厚薄是一种妨碍,妨碍了主人家对真相正误的认识。
其实韩非本意倒非批评“智其子疑其邻”的主人家,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这是被韩非当做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富人的做法——因两人身份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
被韩非当做事实接受的“薄者见疑”,在今天有更加技术化的解释。“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的说法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因信息的不对称状态而导致交易费用的迥异,从而影响每个人的判断和行为选择。韩非子在《说难》中的一切努力,就是今天信息经济学企图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让对方说真话,让对方相信自己的话,最终与对方达成契约。
其实除了老天爷,没人能够批评失窃者的怀疑。因为老天爷知道究竟是谁干的,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破案之前不能说三道四。而韩非子讲故事很缺德,最后没说案子破是没破。这怀疑就一直都很合理。“亲疏”的差别这里有两个意义,两方面都构成我们判价分析问题的重要进路,而非妨碍。其一是利益立场的分殊。之所以智其子而不疑其子,因为他儿子是财产权的共同受益人和继承人,除非爷俩的关系另出问题,他儿子显然缺乏盗窃的合理利益动机。其二则是信息的不对称。交易费用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了解对方和建立信任机制的成本。“亲”意味着这一成本很低,“疏”意味着成本的高昂。所以建立起现代法治秩序和信用体系之前,交易的半径总不太可能超越“亲疏”的圈子(差序格局),而延伸到陌生人环境中去。
儿子是什么样的人老子自然很清楚,邻人是怎么样的人却不了解。这是怀疑的合理基础。一个重要细节是案发之前,主人对二人的建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邻人“见疑”是在案发之后。我们设想一番,墙坏和失窃之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半天时间知道这一事实并利用这一事实的人很有限,古人地广人稀,邻里原本很少。人口流动性又差,外来人口会非常引人注目。这案子交给美利坚、不列颠、俄罗斯或者爪哇国哪一家警察局,根据已有线索,这位邻人也必将是最重要的嫌疑人。
在一种非法治文化中,“被怀疑”是一种羞辱,甚至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有罪推定或人际中的歧视。其实这才是“智子疑邻”遭到批评的深层文化心理因素。在一种法治文化中,“怀疑”是一种合理的、大方得体的态度。不怀疑对方可能违约,就不用签合同。不怀疑政府会滥用权力,就不需要宪政民主。而和自己爹妈做生意,也可以不签合同,你不能没来由的说人家法律意识差。因为不签合同的成本可能更低。这和智子疑邻是一个道理。
启示:两个人会因为身份和关系的不同,而遭到不同的对待。
这是一首怀念亡妻的小词。凄婉哀怨,动人心魄。
词开篇便问:“知己一人谁是?”“知己”二字,中国古时是十分慎用的,除非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对方的心意,不然是不可妄自称为知己的。纳兰的知己,便是那位离他而去的女子,但他也明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所以,他会在反问之后,自问自答地写道:“已矣。”的确是这样的,既然此生已经得到了知己,那么便足够了,至于今后独自行走的道路,有着之前的回忆,那还怕什么呢?“赢得误他生。”来生如果有缘,相信还是会走到一起的。多情不必神伤,“有情终古似无情,莫问醉耶醒”。上片在一片混沌中结束,纳兰似醉非醉地混迹人间,没有了知己,他还要继续走下去,如果不糊涂一点,如何能够应对这世间坚硬的种种?纳兰的好朋友朱彝尊感慨常叹:“滔滔天下,知己一人谁是?”可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知己,从这点来说,纳兰是幸运的。他爱的人不但爱他,更懂得他,就算这份懂得是短暂的,那也是曾经拥有过。这上片直抒胸臆,真切极了。
下片却是笔锋勒马,由刚转柔,不再明写,而是用铺垫。“莫道芳时易度。朝暮。珍重好花天。”这是容若的随性而叹,看似不经意。却又分明表现出他的混沌状态,大有找不到东南西北。分不清晨昏之感。可是这样的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多么渴望花开季节的到来,因为这个季节,满满都是她的回忆。写起情感,尤其是最后一句“为伊指点再来缘,疏雨洗遗钿”。缠绵悱恻,诉尽心底伤痛悔恨。“未是看来如雾,朝暮。将息好花天。”
全词有景有情,情意盎然,让人读起来感到飞流直下,但丝毫没有什么不妥的感觉,反倒是让人泪下如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句诗正好道出了纳兰的心声。
唐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之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引发了很多文人墨客的诗情文思。白居易的《长恨歌》,在揭示唐玄宗宠幸杨贵妃而造成政治悲剧的同时,也表达了对二人爱情悲剧的同情。袁枚此诗却能不落俗套,另翻新意,将李、杨爱情悲剧放在民间百姓悲惨遭遇的背景下加以审视,强调广大民众的苦难远非帝妃可比。《长恨歌》和《石壕吏》是有名的诗篇,其创作背景均为安史之乱。它们一以帝王生活为题材,一以百姓遭遇为主旨,恰好构成鲜明的对照。
“莫唱当年长恨歌”,莫唱是因为《长恨歌》写的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对杨贵妃之死,对唐玄宗之无奈,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歌颂了他们的爱情专一,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题材,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元白朴的《梧桐雨》,明吴世美的《惊鸿记》、清洪昇的《长生殿》等等,莫不受其影响。与其大书特书皇帝的悲欢离合,不如深入细致地描写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故“莫唱”二字又引出了第二句“人间亦自有银河”。“人间”就将银河这个民间传说引入现实生活中来。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战争频繁,有开边之战,也有内战,其中规模大的,如用兵吐蕃,讨伐南诏,尤其是安史之乱,伤亡惨重,丁壮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徭役,或久戍不归,在人间划出了无数条银河,而最令作者痛心的,要数石壕村的一对老夫妻了。“老翁逾墙走”,老妇河阳役的惨状。杜甫还在同一时期作品《新婚别》中拟写一个“席不暖君床”的新娘子,送别刚刚结婚的新郎官应征入伍,造成一对新婚夫妇“暮婚晨告别”的痛苦。在《垂老别》中,又描写了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翁,在风烛残年之时还要应征入伍,与其老伴依依借别、“塌然摧肺肝”的情景。由此可见,“石壕村里夫妻别”是当时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作者感叹地说:“泪比长生殿上多。”长生殿上泪,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泪没有多少,而要大书特书,深表同情,而不书及比长生殿上泪更多的石壕村。这里,作者严肃地批评了白居易,自有其道理在。似乎可以这样悦,袁枚的这首《马嵬》诗,高出于前人所有咏马嵬之事者。
这首诗借吟咏马嵬抒情,提倡诗歌要多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主张,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文学创作观点。此诗虽为抒情之作,实际是议论之诗。前两句借马嵬为题提出论点,后面两句借用典故论证上述观点。论点和论据的材料本来都是旧的,但作者化陈腐为新奇,使其为自己提出新的观点服务,旧的也变为新的,颇有点铁成金之妙。全诗正如作者自己所云:“借古人往事,抒自己之怀抱”。(《随园诗话》)
这首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比照。全诗两组比照:一组是《长恨歌》与牛郎织女故事的比照。这一比照,不仅批判了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突出了人间牛郎织女才值得同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银河”,对唐玄宗与杨贵妃讥笑牛郎织女攀进行了再讥笑,很有情趣。第二组是石壕村与长生殿比照。石壕村是百姓的村落,长生殿是皇帝皇后的夜殿,这一比照,暗示出村里泪是殿上人造成的,马嵬事变,恶果自食,不值得同情,值得同情的倒是劳动人民。这两组比照又有不同,前者深沉,后者浅近,前者重在映照,后者重在对比。两相配合,共同表达了作者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