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的两句对仗，把樵夫的生涯刻画得入木三分，而又诗意十足。这样，就自然带出了“且做樵夫隐去来”的结论。然而，句中的这个“且”字，又同时透露出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果然，作者随即便从一字句的“柴”上，生发出朱买臣樵薪故事的感想。朱买臣有两件事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件就是《汉书》所载的：“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后来朱买臣做官回到故乡，他那再嫁的妻子自然是羞悔难当，民间因而还发明了“泼水难收”的故事。从《汉书》的记载来看，朱妻的“求去”主要起因于口角，但后人多视之为读书人因贫困未遇而蒙受的奇耻大辱，所以朱买臣丢了老婆，却反而大大增加了知名度。第二件是汉武帝在诏授朱买臣会稽太守时，说过一句名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这两件事对普遍处于困顿失意的元代知识分子来说，都是颇具刺激性的。所以小令中虽只写出了“买臣安在哉”五字，却是集中了怀才不遇，富贵难期，读书无用，屈抑难伸的种种愤慨。朱买臣幸而未在“樵隐”中埋没，然而“安在哉”，也就是像他这样如愿以偿、自拔于贫贱之中的例子，如今是休想再出现了。
由此可见，作者是有意运用欲抑先扬的手法，起首两句意境颇美，之后却越来越不堪，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痛苦。而曲中的意脉又十分连贯，由“樵夫”引出“柴”，由柴引出“买臣”，由“安在哉”引出“空岩”，“空岩外，老了栋梁材”在字面上又与“樵隐”契合。
作者另有一首《金字经·渔隐》：“絮飞飘白雪，鲜香荷叶风，且向江头作钓翁。穷，男儿未济中。风波梦，一场幻化中。”章法构思与该篇全同。既以“隐”的理想化色彩权且作为自宽自慰，又抑压不住对“未济”现实的愤懑。这种散曲留给世人的印象，恐怕就是“挣扎”二字了。
《毛诗序》关于此诗的主题，不仅今文学派的三家无异议，而且后来的解诗者也无大的争论。虽然所思念的对象不必如《毛诗序》之泥定为“大夫”，但从诗中所称“君子”来看，则这位行役在外者当是统治阶级中人，不可能是平民百姓。
据毛传与郑笺，前一“斯”字指君子，后一“斯”字指此地。朱熹承袭此说，释为：“何此君子独去此而不敢少暇乎?”(《诗集传》)而严粲释云：“言殷然之雷声，在彼南山之南。何为此时速去此所乎？”(《诗缉》)从上下文看，后一种说法更为顺理成章。感叹之后，女主人公又转念为丈夫设身处地着想：只因为了公事，才不敢稍事休息。想到丈夫一心为公事奔忙，故而接下去才有“振振君子”的赞叹。毛传与郑笺均释“振振”为信厚。朱熹亦承此说。姚际恒《诗经通论》云：“盖振为振起、振兴意，亦为众盛意。”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训“振振”为“振奋有为”，似更切合情理。这样“振振”一词就成了称扬其夫君勤奋有为的赞语了。女主人公作出这样的赞叹之后，却发出了“归哉归哉”的呼唤，表明女主人公虽然明白丈夫是为公事奔走，但还是希望他能早早归来。这种转折实质上表现了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诗序》称“劝以义”，就是着眼于其理的一面，以张扬其伦理教化的意义，但忽视了其情的一面，而且是此诗的主要一面，因而受到后人的质疑。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批评了《诗序》的这一偏颇：“按诗‘归哉归哉’，是望其归之辞，绝不见有‘劝以义’之意。”崔述的《读风偶识》也称：“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然而“绝不”云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同样失之偏执。还是朱熹概括得好：“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毕事而还归也。”(《诗集传》)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称此诗“既劝以大义，又望其生还，可谓得情理之正者也”，诚为中肯之论。
此诗以重章复叠句的形式唱出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在反复咏唱中加深了情感的表达。每章均以雷起兴，却变易雷响的地点，不仅写出了雷声飘忽不定的特点，而且还引逗出对丈夫行踪无定的漂泊生活的挂念，诚如胡承珙所云：“细绎经文三章，皆言‘在’而屡易其地，正以雷之无定在，兴君子之不遑宁居。”(《诗经后笺》)“遑”、“息”、“居”三字则层层深入地表现了忠于职守、不敢懈怠的态度。此诗的每一章虽只寥寥数语，却转折跌宕，展示了女主人公抱怨、理解、赞叹、期望等多种情感交织起伏的复杂心态，活现出一位思妇的心理轨迹，堪称妙笔。初读此诗会不得要领，或以偏概全，产生上文所述的岐见，因而姚际恒会这样批评朱熹：“夫冀其归，可也，何必美其德耶!二义难以合并，诗人语意断不如是。”殊不知诗作为心灵的自白，断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推理，可以说诗人之语正当如是。此诗之妙正在于其上下不一的语意转折，在否定亦复肯定中呈现活的心灵。此外，此诗的语言简洁朴素，齐言中又有长短相错，模拟说话的声口，在一唱三叹中倾吐衷情，颇为传神。（黄宝华）
湟水源出青海，东流入甘肃与黄河汇合。湟水流域及与黄河合流的一带地方称“河湟”。诗中“河湟”指吐蕃统治者从唐肃宗以来所侵占的河西陇右之地。公元849年（宣宗大中三年），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右门等七关归唐；公元851年（大中五年），张义潮略定瓜、伊等十州，遣使入献图籍，于是河湟之地尽复。近百年间的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此诗所写的“河湟旧卒 ”，就是当时久戍幸存的一个老兵。诗通过这个人的遭遇，反映出了那个动乱时代。
此诗叙事简淡，笔调亦闲雅平和，意味很不易一时穷尽。首句言“随将讨河湟”似乎还带点豪气；次句说“时清返故乡”似乎颇为庆幸；在三句所谓“十万汉军零落尽”的背景下尤见生还之难能，似乎更可庆幸。末了集中为人物造象，那老兵在黄昏时分吹笛，似乎还很悠闲自得呢。
以上说的都是“似乎”如此，当读者细玩诗意却会发现全不如此。通篇诗字里行间、尤其是“独吹边曲向残阳”的图景中，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哀伤。“残阳”二字所暗示的日薄西山的景象，对一位“头白”老人来说，那几乎是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的一个象征。一个“独”字又交代了这个老人目前处境，暗示出他从军后家园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他垂老无家。这个字几乎抵得上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全部内容：少小从军，及老始归，而园庐蒿藜，身陷穷独之境。从“少年”到“头白”，多少年的殷切盼望，俱成泡影。
而此人毕竟是生还了，而更多的边兵有着更其悲惨的命运，他们暴骨沙场，是永远回不到家园了。“十万汉军零落尽”，就从侧面落笔，反映了唐代人民为战争付出的惨重代价，这层意思却是《十五从军征》所没有的，它使此绝句所表达的内容更见深广。这层意思通过幸存者的伤悼来表现，更加耐人玩味。而这伤悼没明说出，是通过“独吹边曲”四字见出的。边庭的乐曲，足以勾起征戍者的别恨、乡思，他多年来该是早已听腻了。既已生还故乡，似不当更吹。却偏要吹，可见旧恨未消。这大约是回家后失望无聊情绪的自然流露。他西向边庭（“向残阳”）而吹之，又当饱含对于弃骨边地的故人、战友的深切怀念，这又是日暮之新愁了。“十万汉军零落尽”，而幸存者又陷入不幸之境，则“时清”二字也值得玩味了，那是应加上引号的。
可见此诗句意深婉，题旨与《十五从军征》相近而手法相远。古诗铺述丰富详尽，其用意与好处都易看出；而“作绝句必须涵括一切，笼罩万有，着墨不多，而蓄意无尽，然后可谓之能手，比古诗当然为难”（陶明濬《诗说杂记》），此诗即以含蓄手法抒情，从淡语中见深旨，故能短语长事，愈读愈有味。
“万里流沙道，西征过北门。”首联这两句写东楼的位置，是全诗关键所在。正因为西行去万里流沙道者必须经过此门，所以东楼这一普通建筑，才与历史、现实、战争、使节联系在一起。诗人登楼远视俯瞰，战士们从东楼出发踏上征途，路途遥远而艰辛，也反映了战争的艰苦。
“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颔联这两句写战争、写过去。 “新战骨”说“但添”，“旧征魂”说“不返”，可见将士有去无回，而且即使死了也于事无补。此二句写得十分悲惨。多年的征战，使得无数将士献身沙场，横尸荒野，何曾见到他们魂返故园？而今战场又添新战骨，更叫人感到凄凉冷落。这两句烘托出战争的残酷至极，表明了诗人对出征在外的战士的担忧和对战争的不满和愤慨。
颈联承接首联仍然写楼，不同的是首联只写了东楼的位置，描绘的是远景，这两句却写到了东楼的本身，描绘的是近景。“楼角临风迥”，这句写“楼角”，高昂凌风，是多么的高寒；“城阴带水昏”，这句写“城阴”，城的阴面靠近渭水，低下阴森，一片昏暗，两者构成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让人感觉战乱的凄惨。这两句描写在沧桑变幻城头依旧的背后，令人觉得这座东楼既是历史的见证，照应了颔联对战争的感慨，又是生死莫测的不幸之门，从而引起了尾联——使节出国和谈，但是战争的最终结果却是不能预料。
“传声看驿使，送节向河源。”尾联承接颈联，再写人事。前两句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这两句写的是现实的使节；前两句虚摹，这两句实写。这几句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过去的将士多半是有去无回，而现在的使节频繁派出，对即将爆发的战争依旧没有遏制作用，不久以后仍将有大批将士如往日一样，去作战送死，表现了战争的无情。
这首诗是杜甫的后期作品，诗人按照从远到近的方位顺序，描绘了在秦州城东楼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忧虑，对将士的担忧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