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二十二句,离合成“鲁国孔融文举”六字。表示孔融字文举,鲁国(国相当于郡)人。每四句为一单位,离合成一新字,六字本应二十四句,但因“文”是独体字,只离不合,故只二十二句。
具体离合情况,以前四句为例。第一句渔父屈节,看不出要离哪一个字。第二句水潜匿方,才暗示“渔”字的偏旁“水”潜藏了,离得“鱼”字。第三句与时进止,第四句出行施张,暗示“时”(汉碑作“旹”)字的偏旁“出”(近似)远行了,离得“日”字。“鱼”与“日”合成“鲁”。以下五字,照此类推。值得注意的是古今字体不同,今又繁体简化,加上诗人又持灵活态度,故今天离合,不免有些困难。
这种离合诗,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廋辞,战国时代的隐语,魏晋至今的谜语、灯谜,在文化娱乐活动中,颇能引人入胜。
“诗言志”(《尚书·尧典》),“发乎情”(《毛诗序》)。严羽《沧浪诗话》据以重申:“诗者,吟咏情性也。”此篇离合体既是篇幅不短的四言诗,其中又有“我”,自然表达了诗人的情志。《文心雕龙·谐隐》云:“古之为隐,理周要务”,意思是它的用意同国家大事结合得很紧。细绎这诗,确是如此。诗人虽“遁辞以隐意”,但由于“志在靖难”,仍然情见平辞。
从《后汉书》本传看,诗人初入仕途,即检举中官亲族,陈对罪恶,言无阿挠。后居九列,则对曹操书疏倨傲。时人脂习与融相善,每戒融刚直,责令改节,也没听从。此诗“与时进止”,“隐曜”、“韬光”,似乎不是出自诗人之手。但事物往往是复杂多变的。郗虑承望曹操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诗人要矢志不渝,就只能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以退为进,这即此诗的主旨。可以推测,此诗的创作时间,应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即其免官三年以后。
开头四句,提纲挈领,宣示了今后的斗争策略。屈节即折节,他觉得应该折节易行,像渔父一样在水乡潜藏,隐匿方直个性。不是长往而不反,“与时进止”,时机一至,还得“出行施张”,大展“靖难”素志。《易·乾·文言》:“与时偕行”。又《艮·彖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两句秉承《周易》哲理,作为指导今后行动的纲领。“吕公”四句,用吕尚隐钓渭滨的典故来比况自己今后的潜隐不言。一“饥”一“钓”,写出了吕尚卖食棘荆、屠于朝歌、钓于渭滨、初时仅为劳动谋生的纯朴形象,及其闭口不言政治的原因。当然还有更大原因:“九域有圣,无土不王”,殷王朝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吕尚开初是不敢也不暇谋人之国的。以上八句是第一段。
“好是正直,女回予匡”,转而追溯自己斗争历程。“好是正直”是《诗经·小雅·小明》成句。好,爱。“女”,通“汝”。“回”,奸邪不正,包括了董卓、刘表、褒绍、袁术、曹操等军阀。《后汉书》本传云:“会董卓废立,融每因对答,辄有匡正之言”,“及献帝都许,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皆隶名而已”,“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论建渐广”。正是这种正色立朝的高志直情,博得了史家范晔对他所做的“山有猛兽者,藜藿为之不采”的赞叹。他不只是让奸雄害怕而已,他还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措施。以下两句就此展开描述。“海外有截”见《诗经·商颂·长发》,其上句为“相土烈烈”,原是歌颂契的孙子相土的。相土在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威武烈烈,四海之外,截尔整齐,皆守其所职,不敢内侵外畔。诗人引此,亦以自励,表达了一匡天下的远大抱负。但空有抱负还不能济事,“隼逝鹰扬”,表现了诗人为实现抱负而要采取的行动和姿态。逝、扬同义,即鹰隼飞扬。《诗经·大雅·大明》“时维鹰扬’,描写将帅勇武,如苍鹰搏击,勇猛迅速。《左传》引臧文仲教子事君的话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诗人在《荐祢衡表》中说:“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这些都是这诗句的注脚。
以上四句写的是诗人的黄金时代。感情炽烈,令人神往。以下写反曹斗争的失败、原因及退却。“六翮不奋”,当是暗喻祢衡被逐、董承等被诛、及诗人自己被黜等一系列曹操排斥、屠戮反对派的事件。班固《拟连珠》:“臣闻鸾凤养六翮以凌云,帝王乘英雄以济民。《易》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六翮”、“羽仪”均喻辅佐王朝的英雄、表率。六翮不能奋飞,正是诸人被逐、被诛、被黜的形象描写。祢衡《鹦鹉赋》:“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清人何焯评这赋说:“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祢衡)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然则这诗句还暗喻献帝和自己均由此而有樊笼之感和俯仰由人之痛。班固所引《易》,是《渐》上九爻辞。意思是鸿鸟渐进,至于高顶,进处高洁,其羽乃可用为物之仪表,可贵可法。这诗句说“羽仪未彰”,则说明渐进还没至高位,羽毛还不可用为仪表,暗喻时机还不成熟,力量还不雄厚。董承等人轻举妄动,结果招致失败,引来杀身之祸。血的现实既然如此,诗人便转入退却。
以下几句,详说“退却”,回应到开头。“龙蛇之蛰”见《易·乾·文言》:“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求伸、存身,互文见义。诗人引此成句,意在不是消极存身,而应积极求伸,待时而动。“俾也可忘”见《诗经·邶风·日月》。也,之,代词。要麻痹对手,使自己成为可忘之人,不加戒备。“玟璇隐曜”以下五句都承上蛰伏铺开描写。“放言”有二解。《论语·微子》“隐居放言”,包咸注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也。”《易·坤·文言》:“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括囊,闭束袋口,后因以比喻闭口不言。可见这两句不求名利,不言世务,亦非消极存身,而在谨慎进取。
“按辔安行”,压住缰绳,使车马安闲徐进。这一句似乎是承上“放言深藏”,表现诗人悠然自得的隐士生活。然而下面“谁谓路长”,一句兜转,锋芒毕露。它与《论语·泰伯》“任重而道远”、《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相反,是一种真理在手,胸有成竹,稳操胜算的乐观信念,这也再现了诗人在青州被围,“流矢雨集,戈矛内接”的危急情况下,“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从容镇定的可爱形象。这首诗的确是诗人免官后的行事准则。孔融在免官后年余,又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宾客日盈其门,融常叹曰:“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确实做到了没有失言。后来路粹枉状杀他,只好算老帐,抓他二十年前在北海说的和十年前与祢衡说的所谓“大逆不道”的话,而这些话尽是路粹和曹操的夫子自道,曾教鲁迅发笑过的。人为刀俎,己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曹操们太卑鄙了。所以苏轼作《孔北海赞》曰:“文举在天,虽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视公如龙,视操如鬼。”(《东坡集》卷二十)
这首诗的艺术特征,也有值得一谈的地方。首先,此篇是政治抒情诗,却用离合体来表达,一身二任,难度很大;若无高超笔力,难免顾此失彼,无异作茧自缚,旱海行舟。但在言出祸随的黑暗时代,不是回互其辞使人昏迷的离合体,又难以表达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匠心独运,因难见巧,居然写得珠联壁合,两全其美,凑泊无迹,浑然天成。正如《文心雕龙·风骨》引刘桢语说的:“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
其次,使事用典,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经常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但堆垛故实,翻腾旧句,则又如眼着金屑,不能卒读。而这首别有寄托的离合体则不然,它借重经史成句以售其巧,典故越习见,越多,表达效果反而越好。诗人因利乘便,正好“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若有意,若无意;若连贯,若不连贯。久经咀嚼,义蕴深远。加上“四言文约意广”(钟蝾《诗品序》),一字又可虚涵数意,故能广包众理,耐人寻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好调动欣赏者的再创造。
这首词是写暮春时节,晴天白昼,游故地怀故人。
上片开头三句是写景,晴天飞云、水边轻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美好的境界。“做弄得”是渐渐使得的意思。接着“驻马”、“旧时”点明故地重游,也是写人:词人在这美好境界的桥西停下了马,并且把马系在他过去也曾经还是那样翠绿,但是,昔日“翠陌寻春”的人不见了,而且眼前周围也没有人,只好漫问晴梢小桃故人消息,而小桃却是无语的。风景依旧,人事全非,令作者感到伤情。而可恨的燕莺,不了解词人的痛苦,更不抚慰词人的痛苦,却隔如雨乱红飞去。
下片开头四句写感慨,好像是另笔,实际仍然是上片的“闲情”的发挥,并没有断了词意。接着两句,进一步写怨恨、写愁。前面系过马的晴上。“旧时”两字告诉读者,这是故地重游了。在故地见到昔日的芳晴还活着,只是说“怨恨”难于诉说,只是说“愁如许”,而此处则是到了“断肠”的地步了,到了要写“此意”“都无新句”的地步了,可见其怨恨之深,愁之深。最后两句以何时再见故人——仙侣作结,点明了题意。
此词通篇白描手法,借景抒情,将词人重游故地却物是人非的感慨和怀念故人却无处寻觅的愁怨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