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即景诗,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写理趣的诗,作者用朴素的手法把柔和明丽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融为一体。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繁花垂柳,一片大自然的郁勃生机;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
“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看似十分平淡,但如细细品味,却有几层意思在其中。其一,写自己春游所见、所感。云淡风轻,傍花随柳,寥寥数笔,不仅出色地勾画出了春景,而且强调了动感—和煦的春风吹拂大地,自己信步漫游,到处是艳美的鲜花,到处是袅娜多姿的绿柳,可谓“人在图画中”。其二,着重写自己留连忘返的心情。这种心情主要是通过‘近午天”、“过前川”六字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的。所谓“近午天”,并不是说自己时至中午才出来游春,而是用“近”来强调自己只顾春游忘了时间,用自已的突然发现来表现自己沉醉于大自然的心情。同样,“过前川”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描写自己向河岸漫步的情况,而是用“过”来强调自己在春花绿柳的伴随下“过”了前面的河流才发现自己只顾游春,不知不觉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这样,这两句诗尽管描写的只是云风花柳等自然景观和作者喜爱它们的心情,但其中更隐括着一种作者要忘世脱俗的高雅情调,正是这种情调,才使他几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主要是诗人自己内心世界的直接抒发。本来,在云淡风轻的大好春色中漫游,在春花绿柳的簇拥中陶冶自己的情性,这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在扼杀人们性灵的封建时代,这似乎只应该是有些“狂”劲儿的少年人才能,而须眉长者只应该端然危坐,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才行。然而,尽管程颢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尽管他写这首诗时很可能已经是一位蔼然长者,可他仍然无法抗拒大自然对他的吸引,做出一些为“时人”所不能理解的举动。这其中包括了他对自然真性的追求和理解,同时也包括了他对一般“时人”的嘲笑与讽刺,既表现了他对子人生价值的另一种认识,也表现出了他乐在其中,孤芳自赏的高雅。至此,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也有意无意地披露了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他不仅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中,还是一个对大自然充满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只不过他的感情经常被“理”压抑和扭曲罢了。
全诗色泽协调,情景交融,表现了作者追求平淡自然、不急不躁的修身养性的性格色彩和水到渠成的务实功夫,也表现了一种闲适恬静的意境。诗歌风格平易自然,语言浅近通俗。全诗写出了诗人怀念少年时在故乡时的事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少年时代以及对故乡黄陂的怀念。
本文是作者晚年所作。虽仕途已入顺境,但长期的政治斗争也使他看到了世事的复杂,逐渐淡于名利。秋在古代也是肃杀的象征,一切生命都在秋天终止。作者的心情也因为屡次遭贬而郁闷,但他也借秋声告诫世人:不必悲秋、恨秋,怨天尤地,而应自我反省。这一立意,抒发了作者难有所为的郁闷心情,以及自我超脱的愿望。
这篇赋以“有声之秋”与“无声之秋”的对比作为基本结构框架,精心布局,文势一气贯串而又曲折变化,作者从凄切悲凉的秋声起笔,为下文铺写“有声之秋”蓄势;然后由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写到因人事忧劳而使身心受到戕残,由自然界转到社会人生,这是“无声之秋”;最后归结出全篇主旨:“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笔法来写。一开始作者就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从静到动,令人悚惊的秋夜奇声,营造了一种悲凉气氛。“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作者正在秋夜专心致志地读书,忽听一种奇特的声音从西南方传来。作者惊讶于这样的声音,细听,起初似雨声淅淅沥沥,又似风声潇潇飒飒,忽然又如波涛奔腾翻涌,又似狂风暴雨骤然而至。它接触到物体上,又发出如金铁相撞的鏦鏦铮铮的声音,又好像奔赴敌阵的军队,衔枚迅跑,听不到号令,只听到人马行进之声。
作者用风声,波涛,金铁,行军四个比喻,从多方面和不同角度,由小到大,由远及近地形象地描绘了秋声状态。用形象化的比喻,生动鲜明地写出了作者听觉中的秋声的个性特点,融入了作者主观情感。
接着作者引出与童子对话,从浮想联翩,又回到现实,增强了艺术真实感。作者对童子说:“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回答:“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童子的回答,质朴简明,意境优美、含蓄。这里,作者的“悚然”与童子的若无其事,作者的悲凉之感与童子的朴拙稚幼形成鲜明对比,对秋声的两种不同的感受相映成趣,富于意味。作者在第一段通过悬念式的对声音的生动描绘,点明了文章主题即秋声。文章起始,就写得脉络清晰,波澜起伏,摇曳多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作者接着寻根溯源,探究秋声所以形成的缘由?“予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自答曰:“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秋声,是秋天的声音,作者从秋之色,容,气,意四个方面把秋天的到来之后万物所呈现的风貌和秋之内在“气质”描绘得具体可感,其色颜容貌似乎呈现眼前,其栗冽之气似乎穿透衣服直刺肌肤,其萧条之意似已围裹全身。这种秋气,是一种肃杀之气,是让人速生冷颤之气。它只要施展它的一点余威,就会使繁茂蓊郁的绿色变色,葱茏的佳木凋零。这样,通过秋声的描绘和感受把“秋”之威力作了形象化的描绘。“秋”何以有这样的威力和会使人产生如此的感受呢?
接着,作者又从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对秋声进行了剖析和议论。“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即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古代用天地、四时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是六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节。在四季中又属阴冷的季节;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五行来分,秋属金,由古代多以秋天治兵,“沙场秋点兵”,所以秋又有战争的象征;这样,秋天对人来说,意味着有悲凉肃杀死亡之气。从自然界来看,天地万物,春天生长,秋天结实,意味着自然界中生命由盛转衰的过程,人与此同,故有对生命将息的悲叹与伤感。又以音乐为喻,古人将五声(宫、商、角、徵、羽)和四时相配,秋属商,又将五行和东、南、中、西、北五个方位相配,秋主西方,秋属于商声,商,伤也,悲伤之意。夷则,是七月的音律,古音分十二律,夷则为十二律之一。将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夷则配七月。《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则。”夷,是删刈,杀戮之意。万物由繁荣到衰败,则为自然之规律。作者从自然与社会两方面进行了论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社会的产物,人与自然、社会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从个人出发体验感悟自然和社会。这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
接着作者仍然抓住秋声的主题,通过无情的草木与万物中最有感情,最有灵性的人的对比,抒发议论。作者认为,百般的忧虑和万事的操劳必然损伤着人的身心,内心受到刺激和痛苦,必然损耗精力,更何况是“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呢!这样就容易朱颜易老,乌发变白,“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这是你自己无穷无尽的忧劳伤害了自己,又何必去怨恨秋声的悲凉呢?这就说明了作者之所以感到秋声之悲凉,其根源不在秋声,主要是当时作者面对国家和自己的处境而产生的忧思所致。当时作者被朝廷重用,但想起曾经在政治上屡不得志,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心情郁闷。这样的情绪和秋季气息正相统一,触物伤情,有感而发。
作者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和悲凉没有人能理解。“童子莫对,垂头而睡。”唯有四壁的虫鸣,与“我”一同叹息。此情此景是何等悲凉:秋风呼号,秋声凄切,长夜漫漫,虫声唧唧,悲愤郁结,无可奈何,只能徒然叹息。
此文,把写景、抒情、记事、议论熔为一炉,浑然天成。作者叙事简括有法,而议论迂徐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情感节制内敛;语气轻重和谐;节奏有张有弛;语言清丽而富于韵律。在这个秋气正浓的季节,不妨打开《秋声赋》,一方面欣赏作者优美的文字所带给你的艺术美感,另一方细细品味秋之色、之容、之气、之意,体验自然和人生。
作者把无形的秋声写得可见可闻。文章开头便用形象的比喻描写秋夜西风渐起,触物有声,再用星月皎洁、四无人声加以烘托,一萧瑟幽森的画面便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后以“四壁虫声唧唧”收尾,也紧扣住季节的特色。中间两大段用赋体的传统铺陈手法,渲染秋天的肃杀和万物的凋零,抒写对人事忧劳的悲感,最后“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又转喻祸根在人,发挥了清心寡欲的老庄哲学,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为一体,显示出文赋自由挥洒的韵致。
全诗共分三段。从开始至“鱼龙奔走安得宁”为第一段,叙述安禄山攻占东都洛阳,劫掠中原的暴行及诗人眼见河山破碎,社稷危亡,生灵涂炭,忧心如焚的思想感情。诗中将安禄山叛军比做吃人的猛虎。对安史叛乱,大唐帝国危在旦夕的局势,诗人十分焦虑。他肠断泪下,不是因为古乐府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的忧伤曲调勾起了他的故乡之思;也并非因为听了像战国时的音乐家雍门子周那样的高手所弹的凄楚动人的琴声而触动了他个人的伤心之事。而是为国家的安危,人民的灾难痛哭。以下八句写胡兵掳掠洛阳,时局混乱,国衰民亡的惨状,亦即诗人伤心的原因。“非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安禄山叛乱时,河北道、河南道相继陷落,被胡人所占领。安禄山攻破洛阳后,朝廷派大将高仙芝率兵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抵抗,被安史乱军所败,成了安禄山的俘虏,因为他的部下多是关中人(即秦人),禄山的军队多是燕人,因此说“ 秦人半为燕地囚”; 东都陷落,胡骑遍于市郊,故而说“胡马翻衔洛阳草” 。
“ 一输一失关下兵” ,是指高仙芝因兵败于安禄山(故云“一输”),明皇闻此大怒,命宦官边令诚斩高仙芝于军中。高仙芝不战而退,退守潼关,乃出于保卫长安的战略考虑,而唐明皇听信宦官谗言,草率杀掉干城大将,是极失策的(故云“一失”)。“关下兵”,指退守潼关的军队。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讨贼,河北十七郡皆归朝廷,等到颜杲卿被安史乱军攻陷,河北诸郡又复归贼手,故云“朝降夕叛”。“幽蓟城”指唐河北道的幽州、蓟州(均在今河北、辽宁地区)等地的城池。安史乱军如海中的巨鳌,搅得海水翻滚,以致海中的鱼龙(指唐朝的军民百姓)奔走不宁,此所谓:“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第一段将洛阳沦陷后敌焰猖狂,天下罹乱的情景及诗人忧心如焚的心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来。
从“颇似楚汉时”至“绕床三匝呼一掷”为第二段。此段借张良、韩信未遇的故事,抒发诗人身遭乱世,不为昏庸的统治者任用,虽胸怀“王霸大略”、匡世济民之术,也无处施展,无奈随逃难的人群“窜身南国”的感慨。安史乱军来势凶猛,东都洛阳很快沦陷,战争的局势颇似楚汉相争时,呈拉锯状态。这使李白联想起历史上决定汉朝命运的杰出的谋臣和大将——张良和韩信来。他们在未遭君臣际遇之时,境况也与自己目前的状况差不多。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被秦追捕,他只能更名改姓,亡命下邳(今江苏邳县),在下邳圮上遇黄石公,授他《太公兵法》。韩信最初在淮阴(今江苏淮阴)市曾受市井无赖的胯下之辱,无以为生,钓于城下。受漂絮的老妇的饭食充饥。后来韩信投汉,汉高祖一开始也未重用他,他月夜逃亡,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像张良和韩信这样的贤才智士,尚且有困顿不遇之时,像汉高祖那样的明君,还有不明之时,“今时亦弃青云士”就不足为怪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未发前,就曾单身匹马闯幽州,探安禄山虚实。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曾三入长安,欲向朝廷报告安禄山欲反叛的情状,无奈唐玄宗十分昏聩,凡是告安禄山欲反的人,都被送给安禄山发落。李白因此“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了。传说龙的颈下有逆鳞径尺,若触动他的逆鳞,则必怒而伤人,这里以此喻皇帝喜怒无常,不喜听批评意见,暗示唐玄宗、肃宗决非是汉高祖那样的贤君明主。愤慨之馀,诗人只好“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旷达,其实所表达的是对朝廷不用贤才的深切愤懑。诗人无事可做,只好在诸侯门里做客。刚刚在宣城太守家里做筵上客,此时又在溧阳府上当座上宾。自己的满腔豪情和壮志无处抒发,唯有在赌博场中吆五喝六,搏髀大呼,以快壮心,一吐愤懑。
从“楚人每道张旭奇”至诗末为第三段。前六句盛赞大书法家张旭的才能和为人,后六句写在溧阳酒楼和众宾客及张旭饮宴的情景,最后两句写自己欲钓鳌东海的胸襟和抱负,表达自己壮志未已,仍旧伺机报国立功的思想。张旭是李白的好友,在长安时,他们曾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有过“饮中八仙”之游。
张旭不但因善书被尊为“草圣”,而且胸怀大志,“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邦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两追随”是写他不但深得吴郡的地方长官的赏识,而且甚为海内雄侠所钦佩。因张旭做过常熟县尉,因此诗中将他与曾做过沛中吏的汉初大臣萧何、曹参相比,称他将来也会有风云际会“攀龙附凤”之时,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几句话虽是祝愿张旭的,其中也有诗人自期的意味。后几句点明和张旭等人宴别的时间和地点,及席上轻歌曼舞、挝鼓欢饮的热闹场面。最后向张旭等人赠别,表示自己要像《庄子》中的神人任公子一样去钓鳌东海,施展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
《庄子·外物篇》中所说的任公子所钓的“大鱼”“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就是指此诗开始所说的使得海水震动的“巨鳌”,或诗中屡提起的“长鲸”。“巨鳌”和“长鲸”在李白诗中很多地方都是指安史叛军的。因此,东海钓鳌,当喻指寻找平叛报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