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本诗典出南朝宋虞和“论书表”:“羲之性好鹅。山阴昙禳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右军清旦乘小艇故往,意大愿乐,乃告示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德’,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过“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诗人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把上述故事诗化了,便于人们朗诵、歌唱。
从这首诗中,进一步说明了书法在晋代已成为一种令人神往的艺术品。王羲之在当时已有很大的名气,墨迹已相当值钱。这与诗人在“草书行歌”中说王羲之为“古来几许浪得名”是相矛盾的。由此,“草书行歌”是否确系李白所写也可作为一个怀疑的佐证。
这是一首咏物词。白石的咏物词所咏最多的是梅、柳,这是因为其中关合着他的一段“合肥情事”,他与合肥情侣相遇于合肥赤兰桥,其地多柳树,而分手时为梅开时节。夏承焘先生的考证即为:“白石客合肥,尝屡屡来往……两次离别皆在梅花时候,一为初春,其一疑在冬间。故集中咏梅之词亦如其咏柳,多与此情事有关。”(《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行实考》)
张炎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词源》卷下)并标举了咏物词的几条原则:第一,求神似而不求形似;第二,结构上要能放能收,浑然天成;第三,所用典故必须符合题旨;第四,结句必须点明“一段意思”。若用以上原则衡量此词,可谓处处吻合。这首词在调下标明“赋潭州红梅”,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盛产红梅,以“潭州红著称于世。词中从咏红梅入手,但又不拘泥于纯粹写梅,写梅写人,即梅即人,人梅夹写,梅竹交映,含蕴空灵,意境深远,收放自如,达到似花非花,似人非人,花人合一的朦胧迷离的审美境界。
起句“人绕湘皋月坠时”,点明人物、地点、时间。湘皋,湘江岸边。屈原《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注:“泽曲曰皋。”水滨江岸往往是情人幽会的理想场所,加之红梅掩映,更富诗情画意的美感。然而此刻词人写的不是相聚时的欢乐,而是写离别后的哀愁。一个“绕”字,写出百般无奈,万种离愁。绕者,徘徊也。“月坠”二字说明其“人”(抒情诗中的主人翁常常是作者自己)已在此徘徊良久。月坠湘皋,环境凄清,以此烘托心境,其愁苦悲凉可以想见。第二、三两句由人及梅,正面点题。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然词人不是写梅影映照于水面,而是写梅影浸透在水中,着一“浸”字,感情已很强烈,再以“愁”字形容涟漪,将涟漪拟人化了。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人间词话》)。愁人观物,触目皆是愁色,这在美学和修辞上叫做移情。诗人写梅多写其横,写其斜。如苏东坡《和秦太虚忆建溪梅花》诗云:“江头千树春欲暗,竹外一枝斜更好。”词人这里不仅写其疏影横斜,而且突出一个“小”字。“花树小”,一作“花自小”。小字有娇小纤弱意。唯其娇弱,更显得楚楚可怜,让人顿起爱心。以上三句用写意的笔法,描绘出潭州红梅独特的品格风貌,奠定了全篇离别相思的基调。
“一春”三句既是写人,也是写梅。它既承上句,进一步写梅之愁,又从“幽事”渐渐逗引起无限伤心往事,暗暗点出心目中那个“人”来。梅的“一春幽事”是什么?是“嫁与车风春不管”,转眼间“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白石《暗香》)春残花落,惆怅自怜,除清风明月外,亦复谁知?“香远茜裙归”,是以茜裙女子的归去,象征梅花之飘零。茜裙,即红裙。香气被寒冷的东风吹远了,而落花仍依恋残枝,在树下回旋。此句充满了奇妙的想象,“香”犹花魂,缥缈而去;茜裙则是由花瓣幻化出来的形象,如在眼前。这个幻化出来的形象,即是白石魂萦梦牵的合肥情侣,这是白石一生的“情结”所在,所以看到了梅花,会马上联想到分离的情人。那时节春寒料峭,红梅绽放,他与穿着红裙的女子在江边分别。词人渐行渐远,回首岸边,只见那红裙渐远渐小,以至成为一个红点,就像江边的一朵红梅。……此时此刻,词人又深情地望着湘江边上的红梅,双眼渐渐模糊,幻化出当年江边的“茜裙”来。人耶?梅耶?真耶?幻耶?这样的描写,是写物而不凝滞于物,符合上面张炎所标举的第一个标准。
过片一笔宕开,以“鸥去”结束对往事的回忆。词中本咏红梅,为何一下子又扯到江鸥?此法即张炎所云“收纵联密”中的一个纵字,也就是说不拘泥于故实,而要从远处着笔。鸥是眼前的景物,符合湘皋这一特定地点。词人在江皋徘徊,惊起一滩鸥鸟;而鸥鸟的拍翅声又惊醒词人,使他从迷惘的回忆中回到当前。啊,这一切原来都是幻觉,往昔的情事就象鸥鸟一样飞去了。词写到此处,如果继续从远处着笔,则失其收纵自如之妙,于是“遥怜”二字又把它收回本题,并与上阕的“香远”遥相绾合,从而构成一体,深得“联密”之致。“花可可”,与前面的“花树小”遥相呼应。可可,小也,形容梅朵小如红点。“可可”和“依依”俱为叠字,且平仄相谐,声韵极美。
《词林纪事》引楼敬思语,说姜白石词“能以翻笔、侧笔取胜”。这首词上阕由梅及人,写己之相思,下阕始则宕开,几经翻转,写对方之相思。从对方写来,将两地相思系于一树红梅,故其相思之情,愈翻愈浓,益转益深。细细品味“遥怜”以下诸句,即可探知个中消息。“九疑”三句,看似写竹,实为写梅。
在词人看来,这红梅之红,分明是娥皇、女英二女的相思血泪染成的,也即自己恋人的相思血泪染成的。这里用湘妃的典故,既关合潭州湖南之地,又借斑竹暗喻红梅,以娥皇、女英对舜帝之相思,比作合肥恋人对己之相思,虽从对方写来,并以侧笔刻画,然却“用事合题”,非常精当。因为其中“相思血”三字,是牵合梅与竹的媒介。这也可见白石用典的妙处。前人用典,用其本意,有时显得呆板、平直;白石用典,只是取其所需,只取其大意,不拘泥于故实,用的非常灵活
这首词在审美价值上是创造了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清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所谓沈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此词没有像一般的咏物词那样,斤斤于一枝一叶的刻画,而是着重于传神写意。从空处摄取其神理,点染其情韵,不染尘埃,不着色相,达到“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的妙境)。它通过“月坠”、“鸥去”、“东风”、“愁漪”以及“绿筠”的渲染烘托,通过“茜裙归”、“断魂啼”、“相思血”的比拟隐喻,塑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采的、充满愁苦、浸透相思情味的红梅形象,借以表达对心上人的深深眷恋。
调名《荷叶杯》,是因为作品写的这段生活发生在莲塘里,故而有意选用了切“荷”的调名(古时词牌其实也就是题目),也许是借这个调名,用以创造出一个波寒浪静的凄迷意境以寄托他惜别之思。这二者都有可能。但不论是实是虚,都表现了一种惜别的凄苦之情,在给人以影响的艺术效果上却是一致的。
词的开头说,清晨,荷叶上还凝聚着清亮的露珠。“凝冷”,这是感情的色彩,则船上的他俩相对之情可知。通过人物对于客观环境的感受,读者就能体会到他此时的心境,也就暗示了人物在这种心境下可能有的行动。既是一种“寒”的冷遇,则无幸福之可言为可知。
“波影”,这是一个视线的角度,它使读者能得以从这一视线回溯到呆呆地看着水面的他。因此,它证实着“凝冷”正是他自己心理的写照。本是不忍相对,所以移目于波。但在水波里见到的竟是“满池塘”的“绿茎红艳两相乱”。“满”在这里非常传神,非常有气魄,正如一幅巨大的画。画面满是绿的荷叶,红的莲花,不仅立于水面,亦且倒映于水中,形成了巨大的夹角。在这一巨大的夹角处,着一小小的呆望的他,还有低泣的她——那凝冷的露珠,怎知又不是写她的清泪的呢?这是多么巨大的压迫人的孤独之感。似乎这幸福的倚红偎绿的暖色,直把她俩挤了出来,或紧紧地钳住。而这也正是此时人物的心理写照。
“绿茎红艳两相乱”中的这个“乱”字用得艳极。乱是迷离相交的状态,特别是它承上“满”字而来,只觉得满世界尽是亲昵地偎在一起的美丽的情侣,只有他俩却要离开。而一想到离别,是以肠断,这是心境,花叶相乱,本属无情,只是一种自然形态,境由心生,这虽是唯心的,然而并不能否定心境之可以影响对客观事物的看法这一事实。正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这满世界都是相依相偎之情,不能不产生唯独自己不幸的巨大悲哀。只是他这里外界的实物不是实物,而是自己的感情,如杜甫写的这样,而是人物自己的感受,有如柳宗元在永州八记中,把自己心境完全揉合到客观世界中去了的情景。
水风凉,当然也是实的,其实也是心境的感受。绿满逼人,水风浸骨,是爱情的,其实也是社会的。使爱情遭受如此折磨的,当然是由于社会的逼迫,正是只有他俩却要离开这一点相似之处,又可以引导人着眼于社会的逼迫。而如果抽去了或者隐去了本来是隐射或借喻的爱情之说,则就只剩下社会的逼迫了。这就是诗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