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武陵春》是作者中年孀居后所作,非一般的闺情闺怨词所能比。这首词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苦闷和忧愁。全词一长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
这首词继承了传统的词的作法,采用了类似后来戏曲中的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环中流荡无依的才女形象。
这首词简炼含蓄,足见李清照炼字造句之功力。其中“风住尘香花已尽”一句已达至境:既点出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情景,又绘出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出外的苦闷,又写出了她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意味无穷尽。
这首词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阕侧重于外形,下阕多偏重于内心。“日晚倦梳头”、“欲语泪先流”是描摹人物的外部动作和神态。这里所写的“日晚倦梳头”,是另外一种心境。这时她因金人南下,几经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早已逝世,自己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索寞。因此她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李清照写泪,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下语看似平易,用意却无比精深,把那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一下子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
词的下阕着重挖掘内心感情。她首先连用了“闻说”、“也拟”、“只恐”三组虚字,作为起伏转折的契机,一波三折,感人至深。第一句“闻说双溪春正好”陡然一扬,词人刚刚还流泪,可是一听说金华郊外的双溪春光明媚、游人如织,她这个平日喜爱游览的人遂起出游之兴,“也拟泛轻舟”了。“春尚好”、“泛轻舟”措词轻松,节奏明快,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词人一刹那间的喜悦心情。而“泛轻舟”之前着“也拟”二字,更显得婉曲低回,说明词人出游之兴是一时所起,并不十分强烈。“轻舟”一词为下文的愁重作了很好的铺垫和烘托,至“只恐”以下二句,则是铺足之后来一个猛烈的跌宕,使感情显得无比深沉。这里,上阕所说的“日晚倦梳头”、“欲语泪先流”的原因,也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这首词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巧妙运用多种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诗歌中用比喻,是常见的现象;然而要用得新颖,却非常不易。好的比喻往往将精神化为物质,将抽象的感情化为具体的形象,饶有新意,各具特色。这首词里,李清照说:“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同样是用夸张的比喻形容“愁”,但她自铸新辞,而且用得非常自然妥帖,不着痕迹。读者说它自然妥帖,是因为它承上句“轻舟”而来,而“轻舟”又是承“双溪”而来,寓情于景,浑然天成,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
《狼三则》都是写屠夫在不同情况下遇狼杀狼的故事。第一则着重表现狼的贪婪本性,第二则着重表现狼的欺诈伎俩。第三则着重表现狼的爪牙锐利,但最终却落得个被杀死的下场,作者借此肯定屠户杀狼的正义行为和巧妙高明的策略。三个故事都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各自成篇,然而又紧密相关,构成一个完整统一体,从不同侧面阐发了主题思想。
蒲松龄是同情人民疾苦,憎恶贪官污吏的作家,在《聊斋志异》另一篇故事《梦狼》中,把贪官写成牙齿尖利的老虎,把衙役写成吃人血肉的狼;它们大吃大嚼,造成“白骨如山”的惨象。作者“窃叹天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梦狼》),认为他们“可诛”“可恨”(《王大》)。《狼三则》形象地揭露狼的吃人本质,凶狠狡诈的特性,表现了对豺狼不能抱有幻想,不能怯懦退缩,只能勇敢机智地把它们杀死的主题思想。本则所写屠户遇狼,始而迁就退让,几乎被吃,继而奋起杀狼,使自己转危为安的生动曲折过程,更是突出了这一主题。《狼三则》的故事是富有深意的,可以说是对《梦狼》的补充,实际上寄寓了作者鞭挞贪官污吏的思想。
这首《南乡子》,是一幅着墨不多的水墨画,一片江乡暮春景色,却被作者弄得满纸春愁。说起来,烟当然漠漠,而雨却未见得人人都觉得凄凄。以愁眼看世界,雨不免凄凄。至于岸花零落,当然是自然现象,但斯时也故有斯落也。它自落它的,根本不买任何人的账,看落花泛乡愁的人,即使给他看花开,他也只会看到“愁”。有人说,这是点明时间,却没有想到乡愁与时间全不相干,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乡愁只能在某个时间段才会产生。作者只是把他无处发泄的思乡之情,像喷泉一样喷射,谁碰上也免不了变成“愁根恨苗”。作者的感情,使这些烟枝雨叶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从这些被扭曲了的事物身上表现出作者内心的感情。
此词给读者的是“愁云恨雨,满目凄清”的感觉,而拆碎下来,却是烟、雨、落花与鹧鸪的叫声而已。但就在开头这十三个字里,却使人觉得这些碎玉零珠滚滚而来,既是互相连贯,又能互相配合。说到底,这都是作者那条感情丝线上悬挂的琼瑶,它们是由感情组织在一起的。
这首词属于“单调小令”,但它有个特色,那就是前十三字用平韵,后十七字换仄韵。从韵脚的改变,使人产生一种分了上下片的错觉。实际上这首词在行文方面也的确如此。前十三字,以比兴见作者情思;后十七字,用叙述方式说明上文的情思是自己的乡愁。在韵脚上似断,而在文字和内容上却一气呵成。
野渡扁舟,水平潮退,是不得不思乡处,客路风雨,又值春意阑珊,又是不得不思乡之时。野渡凄寂无人,不堪鹧鸪之啼也。前后照应,结构完整,字少思深,平易感人。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