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和庄恪太子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的。在庄恪太子死后，他不仅写了《庄恪太子挽词二首》《太子西池二首》《四皓》等那样明显吊唁给太子的歌词，而且还写了这题虽不明显，而实则是极其缠绵哀怨地吊唁太子的诗。这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这样的根据。孟子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首诗分四绝。若从字面机械地读，可以分为第一绝四句，是写舞衣之制作。第二绝四句，是写舞者的装束。第三绝四句，是写舞蹈的姿态。第四绝四句，回复到作客的自己。其实这里只有一联是实的，那就是“张家公子夜闻雨，夜向兰堂思楚舞”，而其余则都是他“闻”而“思”后悬空的想象。
第一绝：“藕肠纤缕抽轻春，烟机漠漠娇蛾颦。金梭淅沥透空薄，剪落交刀吹断云。”看似写如何抽丝，如何上机子，如何织成匹，又如何剪裁成衣。但这样远远叙来，不过写出一段常识，实在也没有多少诗味。这不是在咏这几种动作，而只是因这几种动作，勾起了他的一系列联想。因雨声恍忽听到若有人织丝，又因织而想到裁剪舞衣，因舞衣而又想到了兰堂的楚舞。这一系列作为沉思的幻觉来读，便给了人一种阅读的期望。
第二绝“张家公子夜闻雨，夜向兰堂思楚舞”两句是全诗的总体过渡，它点明了诗人的构思。在一个寂寞的夜里，诗人或者说“张公子”独自沉思着。窗外飘起了轻微的细雨。开始，好像是谁在抽着轻丝，于这春天的夜里。这声音是如此的幽怨。织成纱般的舞衣的，恐怕就是从藕的断肠里抽出的愁丝。不知道连织起来她是否也需要这样不快的皱着眉毛；听她漠漠地像是有意无意地推动着机子，不知是怕惊散了思绪，还是因思绪而忘了动作。只是这淅淅沥沥地若断若续地来到耳际。那沙沙声，仿佛又是剪刀在裁剪着云雾般的轻纱。
如此恍恍忽忽，可见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张公子听到的雨声。“张公子”指的是汉富平侯张放。《汉书序传》记载：“富平侯张放始爱幸，成帝出为微行，与同辇执辔以入内禁中，设饮燕之会，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正由于太子与飞卿的这种亲密关系，以至落个“宴游败度”，而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温庭筠在凡与太子的诗中，几次自喻为“张公子”，以示他和太子相亲相近的程度。既然是张公子，而且是在太子已死的情况，想到舞衣，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过去在那一起欢宴的日子，于是他的思绪马上转换到了“夜向兰堂思楚舞”了。
“思楚舞”，可见他此后的思绪就进入了回忆。想起了以前夜里在太子那里一边欣赏歌舞，一边谈着知心话儿那样欢乐的情景来。“蝉衫麟带压愁香，偷得莺簧锁金缕”。“莺簧”固可谓其舌如簧，指莺的声音，但这里当是莺黄，盖以黄莺之色来形容“金缕”衣的。薄衫、玉带、香囊，都是他们当时所穿的衣裳，如此形容，只是言其贵重。于是他痛苦地想：现在我的衣带上，还带着你那御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呵，它为什么久久还没有淡去呢？也是因为愁儿压住了它么？
第三绝前两句是写管弦吹奏之声，吹者含兰气，弹者露雪腕，皆极写人物之美。然而却用一“悲”字来笼罩。后两句写舞姿；那舞姿如风中荷花摇摆不定，如柳枝之经风而不自持。芙蓉、杨柳，也是写人物姿色之美的。但从那“不自持”中，似仍读出了那一份酸楚。当他再听到音乐时，尽管吹奏的女子是那么娇美，甚至连吹出的气息都像兰花那样的幽香，然而在他听来，却尽是悲声。就连那舞蹈的姿势也仿佛是在悲不自胜。昔日之欢乐，在此时想来，却是无限的酸楚。
第四绝即结尾四句：“回颦笑语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卷象床，满楼明月梨花白。”“西窗客”以客座自拟，自是指自己。“回颦笑语”自是若“秦王”的太子。这里是说：回想起你对我是那样的好，有时夜已深了，连星儿也合上了眼睛，而只剩下寥寥几个的时候，你却还是那样深情地笑着对我讲话，毫无倦容。呵，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然而你去了，我现在只有枯坐家中，连再想接近你经常坐的象牙床都不可能了。于是他愤怒地推开了窗子，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轮明月，照见满院梨花。月光如水，梨花如雪。这洁白的大地，也像是戴孝样的，寄托着无限的哀思。
“秦王”是唐朝有名的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在作太子时的封号。温庭筠在这里不止是借指“储君”的太子，也是这样以李世民来许他的，这也就足见他们的政治抱负。所以舞衣曲，非咏物者，只是运用了这个古老的乐府名称，来寄托他对于太子的思念罢了。在政治斗争中，中华的祖先给某种人总结了“有奶就是娘”这句精辟的名言，然而温庭筠却虽险些也牵累进去而杀了头，然而他立场坚定，从不说太子的坏话，还寄托了这样深深的怀念。让人不能不感到他的品德之忠贞。
一件舞衣，他也可以寄托这样巨大的思想内容，可见决定诗境的，毕竟是情，而不是什么题材的大小了。
柳子厚与刘梦得在公元793年（贞元九年）同为赐进士及第，踏上仕途，二十多年来，肝胆相照，取长补短，是中唐文坛上的“双星”。孙昌武先生在《柳宗元评传》中 写道：“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是一代差可与柳宗元比肩的卓越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二人交谊终身不渝，在政治斗争中同进退，相支持，在思想理论上互有影响，在文学上也共同切磋，相互学习。”从步入仕途到“永贞革新”，从革新失败到被贬谪，从奉旨返京到再度远谪，他们始终患难与共。永州十年，二人交谊最密切，通讯最频繁。公元815年（元和十年）旧历二月，二人作为“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分别从永州、朗州回到长安，满以为劫难已过，对前途充满希望和幻想，谁知不到一个月，却被外放至更为荒僻的远州任职。是年三月，二人打点行装，携家带口，又一次踏上南下之路。就心态而言，彼此都凄然伤感，二人都幻想着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造福桑梓；但朝廷一再疏远，新贵们造谣中伤，其理想已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纵有雄才大略仍无用武之地，因而更加愤懑。柳宗元便有“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重别梦得》）的打算，刘禹锡则更低调：“耦耕若便遗身 世，黄发相看万事休”（《答重别》），他们已把功名看淡，悟出东山再起遥不可及的道理。到衡阳后，一人往西南去了柳州，一人向南直奔连州，歧路分手，万语千言，甚为感人。刘梦得形容惜别时的情景为“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分手之后，相互写诗酬答，共六首，其中七律二首，七绝二首，五绝二首，均字字含情，句句有泪，深沉而郁抑，哀伤而悲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为第一首。
首联两句，有回顾，有直面，起伏跌宕，贮泪其中。始“伏”而“起”，旋“起”而又“伏”，短短十四个字，把两位诗人十几年来的坎坷命运集中凝炼地表现了出来，引发读者无穷的联想和遐思：“永贞革新”失败后，“二王八司马”们死的死，病的病。两位诗人总算万幸，只是外放而已。但十年时间过的是囚徒般的生活，身心均受伤害。为官乃徒有虚名，治民又力不从心，持家实艰难异常。作者到永州后，老母爱女相继弃世，自己因水土不服而染病在身，所居处所凡四遭火，差点被烧死。名为六品官员，实则“弼马温”而已。故“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不足为怪。好不容易等到皇恩浩荡，大赦天下，终于得以与友人在长安相见。“到秦京”为一“起”，心境也稍微好一点。谁知好景不长，到长安不到一个月，圣旨下，又把他们明升暗降地外放至更为荒僻的州郡做刺史，“谁料翻为岭外行”乃再一“伏”。此刻，一切希望都化为泡影，海市蜃楼般顷刻之间无影无踪，本是“憔悴”的面容又蒙上厚厚风尘，更显其“憔悴”。这一年柳宗元44岁，刘禹锡45岁，正是为国效力的大好年华，奈何贬谪远州，英雄失路，宁不哀哉。
颔联以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暗点“古道西风瘦马”之意，令人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作者说：想当年，伏波将军马援率领大军南征到此，叱咤风云，威风八面，战旗猎猎，金鼓声声，似在目入耳，可睹可闻；后人将其铸成石像，立于湘水西岸将军庙前，如巨人翁岭铜像立于咸阳宫门外一般，供人瞻仰，何其光灿。而今他等踏上这条古道，只见将军庙前荒草遍地，断壁残垣，不觉怆然泪下，虽是季春，却有《黍离》之悲。物已如此，人何以堪。想想自己的境遇，看看唐王朝的倾颓，则又平添了几分愁思，多加了一层愤懑。这一联妙在借古讽今，即景抒情。写伏波风采，叹自己身世；描故道荒凉，讽当朝衰微，从而再表“憔悴”之意，可谓一石双鸟，言在此而意在彼也。此联失粘，仓促成章之未暇订正，或竟不以律害辞，不以辞害意。亦见唐人知律而不为律所缚也。
李白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对于柳、刘二人来说，头顶上就不只是一片浮云，而简直是满天乌云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事如幽灵般伴其左右。据传刘梦得“十年憔悴到秦京”以后曾写诗两首嘲讽新贵，其中“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两句讽喻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们不过是他被排挤出长安后才被提拔起来的罢了，而“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再游玄都观》）二句则暗刺朝廷政治危机，旧宠新贵们一“花”不如一“花”的现实情况。由于两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新贵们于是大进谗言，一时间风云突变，厄运又至，两位诗人再度遭贬。作者说：老朋友，我们似失之慵疏呀。“慵疏”者，非懒散粗疏也，意谓迂直，坚持操守，固其本性也，无怪乎新贵与你我冰炭不相容。颈联“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妙在正话反说，寓庄于谐，似调侃，类解嘲。言下之意是：倘若我们能违心地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少写几句讥讽的诗文，也不至于再度遭贬南荒吧。
尾联两句，表友情之深厚，叹身世之悲凄，将全诗的感情推向高潮。诗人说：你我即将分路，天各一方，想当年，苏武去国离乡，李陵赠别诗有“临河濯长缨，念别怅悠悠” 两句，我们分路，“怅悠悠”则同，但用不着“临河”取水，这流不尽的泪水便足以濯缨洗冠了——“垂泪千行”，看似乖谬，实则在理。这艺术上的夸张同样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和深沉的思考。彼时彼地的两位诗人，命运坎坷，前途渺茫，可垂泪；生离死别，无缘再见，可垂泪；英雄失路，报国无门，可垂泪；新贵弄权，国之日衰，亦可垂泪。即使“垂泪千行”，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悲痛、愤懑、伤感、失落、依恋、忧郁互为交织的复杂感情啊！王勃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劝慰之中，尚有勉励，读之令人胸襟开阔，格调颇高，堪为千古名句；而此诗结句从苏李赠别诗中翻出无穷之意。尾联乃表两个断肠人相别，将国事家事融为一体，可忧可叹，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同样脍炙人口，且有令人潸然泪下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采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借写汉武帝求仙徒劳，来嘲讽唐宪宗服药石以求长生，荒诞误国，对古今帝王追求神仙长生的愚妄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首联“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起笔徐纡，“无消息”与“生愁色。相对，既把诗的背景追溯到神话传说之中，又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汉武帝刘彻身上。尽管汉武帝生前追求长生不死，喝玉露，吸元气，但结果还是葬身茂陵，与世长辞。这说明人类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
颔联“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虽无“愁”字却延续了愁意。“愁”是诗人精心结构的意象。西王母的青鸟没有带回长生的消息是一愁，金盘承露，服食无法长生又是一愁。其愁的延长，那茂陵破败的景象无不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因而，诗人认为最使人感到伤悲的，是茂陵上空高照的明月。言外之意，最可叹的是汉武帝求长生的徒劳。唐人有借汉说唐的习惯，因此，对汉武帝的讽刺实际上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两句说明自然界一切物质都在变化发展，巨石造成的麒麟天长日久也会崩裂，雕刻在粗大宫柱上的虬龙总有一天会肢体断折。可见那种所谓长生不老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这反映了李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末句是说只有这轮光照千古的明月，阅尽人间沧桑，是汉武帝求长生未遂的见证人，也是当今君王执迷此道而荒误国政的见证人，汉武帝虽然有求仙的迷信思想，但毕竟还不失为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因此，作者在诗中也表现出对他有所惋惜。
这首诗从歌颂汉武帝的雄图大略入手，却感叹人之生老病死不可抗拒。这是借汉武帝来讽刺唐宪宗的痴心妄想，意在反对服药石以求长生这类荒诞无稽之事。此诗意境悲凉，笔势奇崛，情致冷峭。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