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是伯夷和叔齐的合传,冠《史记》列传之首。在这篇列传中,作者以“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的史料处理原则,于大量论赞之中,夹叙了伯夷、叔齐的简短事迹。他们先是拒绝接受王位,让国出逃;武王伐纣的时候,又以仁义叩马而谏;等到天下宗周之后,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作者极力颂扬他们积仁洁行、清风高节的崇高品格,抒发了作者的诸多感慨。
文章借助夷、齐善行,和所谓暴戾凶残、横行天下的盗跖做比照;以操行不轨,违法犯禁的人和审慎小心、有崇高正义感的人做比照,指出恶者安逸享乐,富裕优厚,累世不绝;而善者遭遇的灾祸却不可胜数。从而抒发了天道与人事相违背的现实,有力地抨击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谎言,对天道赏善罚恶的报应论,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充分表现了作者无神论的观点。
但是,商朝末年,纣王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武王伐暴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是不可逆转的,而夷、齐的谏阻和耻食周粟是背转历史大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历史上歌颂这两个人物,那是颂错了,他们不值得歌颂。而作者对笃守遗训、不能变通的行为加以歌颂,无疑是有所偏颇的。
本文写作独具特色。纵观《史记》本纪、世家、列传之篇末,黎青冷焊均有太史公的赞语,唯《伯夷列传》则无。满纸赞论、咏叹夹以叙事。名为传纪,实则传论。史家的通例是凭借翔实的史料说话,而或于叙述之中杂以作者的意见,就算变例了。所以,本文实开史家之先河,亦为本纪、世家、列传之仅有。
本文虽多赞论,但纵横捭阖,彼此呼应,回环跌宕,起伏相间。伯夷、叔齐的事实,只在中间一顿即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史记论文》第五册《伯夷列传》时有鲜明比照,一目豁然;时有含蓄设问,不露锋芒却问题尖锐又耐人寻味。太史公润笔泼墨之中,可略见其笔力之一斑。
第一首:此诗作为组诗首篇,有“小序”作用。大意是:诗人要从淇水上游的隐居地南渡黄河到梁宋一带去,虽然在黄河边放眼远望的时候很多,但此次一路跋涉,面对长河落日,感慨于背井离乡,与亲友天隔一方,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决心继续漂泊天下。
第二首:作者渡黄河见汀渚满眼小鸟中,一只高洁轩昂的黄鹄,它的惊人之飞鸣尚不为人所认识,但它不屑于与众鸟一起争食,并不急于展示一飞冲天的资质和才能。托物言志,黄鹄就是尚未发达的诗人自己。
第三首:作者接待一位老年隐士的来访,这位隐士三十年来在淇河以垂钓谋生,生活清贫但心绪坦然。头发全白但容颜美好。
第四首:前四句写黄河、尤其是淇河两岸的秀美景色。满眼是翠竹大树,水流汩汩,孤城远山。后四句写诗人对路途遥远和与亲友久别的憾恨之情。
第五首:作者渡黄河时眺望彼岸山川大势。首二句写泛舟黄河。中四句写黄河北岸太行山耸入云天,与黄河相映成趣;山之高峻与水之深险形成对比。末二句抒发渴望见到江湖贤才。
第六首:旅途登滑台,既抒发离忧,又触景怀古,对东晋、刘宋国势不振,北方异族入侵表示感慨,实际上寄寓著作者对当时唐代边防的关切。
第七首: 此诗写逆黄河水流而上在荥阳一带观看楚汉相争旧迹的感受,表现了诗人厌恶战乱、向往和平的思想感情。
第八首:唐代黄河流经滑州,淇水流入黄河。《元和郡县志》谓滑州白马县“黄河去外城二十步”。此诗写作者泛舟黄河眺望北岸淇水入河口所见,特写在平旷的淇滨土地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
第九首:此诗分三部分:前四句是作者的自述,写行程路线及最突出感受,自北而南,满目情形大体相似,可见“农夫苦”已成普遍现象;中六句是农民诉苦,具体描述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无所收获也就是必然的了;末二句自抒怀抱,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表达了作者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自己欲救无门的愤懑心情。高适能于盛世背后发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样的题材,在盛唐诗人中大约以此篇为最早。此诗在艺术上全用白描。叙事、写景、抒情融于一体,语言自然朴素,不加藻饰;真情真景,如在眼前。其次,感情极为深沉凝重。既有“深觉农夫苦”的猛烈迸发,又有叙事中的深沉悲痛,还有报国无门的愤懑不平。总之,诗人忧国忧民之情无不一以贯之。
第十首:作者泛舟黄河经瓠子决口(在今滑县)时凭吊汉帝治河功绩所作,高适以大禹比武帝,讴歌武帝在黄水决口瓠子时,督率军民斩竹塞口,功成滑台,千古留名。
第十一首:此诗写初夏时节诗人在滑台泊舟时所见淇水入河口一带景色:淇水两岸桑树成行,蚕农们都在忙着采摘桑叶。诗人在水边与打鱼、砍柴的聊天,怀念先前的隐居生活。
第十二首:此诗写诗人弃船登岸,在黎阳山一带徜徉,怀念隋末农民起义领袖李密生前业绩。对李密首举义旗、动摇隋朝根基的功勋给予充分肯定,对他缺乏智谋、未成王侯之业表示惋惜。
第十三首:此诗写高适在黄河边结识的一位高龄渔者,赞扬了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