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开头两句，描绘送别时候的自然景色。黄云蔽天，绵延千里，日色只剩下一点余光。夜幕降临以后，又刮起了北风，大风呼啸。伴随着纷纷扫扬的雪花。一群征雁疾速地从空中掠过，往南方飞去。这两句所展现的境界阔远渺茫，是典型的北国雪天风光。“千里”，有的本子作“十里”，虽是一字之差，境界却相差甚远。北方的冬天，绿色植物凋零殆尽，残枝朽干已不足以遮目，所以视界很广，可目极千里。说“黄云”，亦极典型。那是阴云凝聚之状，是阴天天气，有了这两个字，下文的“白日曛”、“北风”，“雪纷纷”，便有了着落。如此理解，开头两句便见出作者并非轻率落笔，而是在经过了苦心酝酿之后，才自然流一出的诗歌语言。这两句，描写景物虽然比较客观，但也处处显示着送别的情调，以及诗人的气质心胸。日暮天寒，本来就容易引发人们的愁苦心绪，而眼下，诗人正在送别董大，其执手依恋之态，我们是可以想见的。所以，首二句尽管境界阔远渺茫，其实不无凄苦寒凉；但是，高适毕竟具有恢弘的气度，超然的禀赋，他并没有沉溺在离别的感伤之中不能自拔。他能以理驭情，另具一副心胸，写出慷慨激昂的壮伟之音。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是对董大的劝慰。说“莫愁”，说前路有知己，说天下人人识君，以此赠别，足以鼓舞人心，激励人之心志。据说，董大曾以高妙的琴艺受知于宰相房琯，崔珏曾写诗咏叹说：“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写的不过是董大遇合一位知音，而且是官高位显，诗境未免狭小。高适这两句，不仅紧扣董大为名琴师，天下传扬的特定身份，而且把人生知己无贫贱，天涯处处有朋友的意思融注其中，诗境远比崔珏那几句阔远得多，也深厚得多。崔诗只是琴师身世的材料，而高诗却堪称艺术珍品。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闇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诗题“岁暮”二字，在直观上有一种“岁云暮矣多北风”的凄凉之感，且二字均仄声，读来更抑郁寡欢，仿佛给全诗定了一种低沉的调子，罩上一层黯淡的色彩。这首诗通过描写边境战争，时局艰难，朝廷却无人请缨抗敌，而自己漂泊异乡，孤独寂寞；表达了诗人对朝廷里懦弱无能的大臣们的谴责；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全诗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首联“岁暮远为客”，“远”字不是对成都草堂言，而是对河南老家言。诗人流寓西蜀，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羁旅生活，故有“远为客”之叹。但是西蜀一隅也仍然不平静，所以接下去便说“边隅还用兵”。“还用兵”之“还”字，有仍然之意，言自己虽避地西蜀，暂得一席安身之所，没想到这里仍有战争。另外，“还”字又有又、复意，意谓中原战事未了，川中徐知道叛乱刚平，而吐蕃之侵袭又至，战乱似永无宁尘。 “还”字隐含诗人对生活和时局的失望与叹息。于此可见杜甫炼字的功力，极为平常的字，出自杜手，便往往辞警意丰，耐人咀嚼。当时吐蕃的威胁尘益严重，当年七月，吐蕃入寇，侵取河陇，十月攻入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十二月又攻陷松维保三州（均在四川境），及云山新筑二城，西川节度使高适不能抵御，全川为之震动。
颔联“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二句承上“用兵”，具体写吐蕃侵蜀之事。“烟尘”，吐蕃兵马过处尘土蔽天，代指吐蕃军队。“鼓角动江城”写备战情形。“动”字既显出战争的紧迫，形势的严重，又写出吐蕃入侵给社会带来的动荡。这一联相当警策生动，前句写雪岭，后句写江城；前句写吐蕃，后句写唐军；前句是所闻，后句是亲见；一远一近，概括而形象地写出吐蕃来势之猛和在社会上引起的震动。
颈联“天地尘流血，朝廷谁请缨。”此句既指吐蕃入侵以来的情况，又是对安史之乱以来时局的高度概括。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天天都在流血，在呻吟，国家处于十分危急之中。“朝廷谁请缨”一句，是杜甫对当时那些贪禄恋位、庸懦无能的文武大臣的讽刺和责问，表现了他深深的失望和愤怒。杜甫和他们不同，他早年就怀有“致君尧舜”的宏愿，当此国家危殆、生民涂炭之际，更激发了他舍身报国的意愿。
尾联“济时敢爱死”，为济时活民，岂敢爱惜一己之性命而苟且偷安，杜甫是希望“请缨”的，但是虽有捐躯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自从疏救房培，他被朝廷冷落，流寓西蜀，寄人篱下，连生活尚且经常发生危机，哪有机会和条件过问国事。“寂寞壮心惊”，在客居边隅的寂寞岁月中，壮志一天天消磨，每想及此，诗人便感到愤激，不由得拍案惊起，心如刀割。
这首诗，前四句主要陈时事，后四句主要抒怀抱，层次清楚，结构井然，语无虚设，字字中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殷忧和关注，对国家的热爱，对庸懦无能的文武大员的失望和谴责，也抒发了他不被朝廷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
这首诗的艺术手法也很有特色，如借代修辞手法，颔联中的“烟尘”代边境战争；与后文“鼓角”相应，从视角和听觉两方面突出了战争的紧张，渲染了时局的艰危。而且还运用了用典的修辞手法，如“请缨”，典出《汉书·终军传》，在诗句中暗示朝中无人为国分忧，借以表达诗人杜甫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又如“对偶”和“双关”手法，诗题“岁暮”表面指的是时序岁末，深层指杜甫已进入人生暮年，还指唐帝国由盛而衰进入风雨飘摇的晚唐。
本诗还运用了虚实结合描写手法，如“边偶还用兵，烟尘犯雪岭”“朝廷谁请缨”是杜甫的想象，是虚写；“鼓角动江城，天地尘流血”是眼下情景，是实写。表现手法中有对比，如朝廷之臣无人请缨与江湖之士的杜甫“敢爱死”对比；杜甫高远的心志与报国无门对比。“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自己的言行反差的对比；“鼓角动江城”暗含战争前后对比；诗歌开头“远为客”与结尾“寂寞壮心惊”思想感情对比。
因为沈佺期伴随皇帝公主皇子多年，所以他的诗作多是应制诗，形式很华丽，被流放后风格却也发生过很大变化。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一帮诗人所作律诗使得这一体裁有了一些固定的格式，所以受到了后人很高的赞誉。
这首诗里用到了“鸣凤岭”和“饮龙川”两个地名。鸣凤岭指陕西凤翔县的岐山，因为传说中周朝兴起前这里有凤凰鸣叫而得名。在这首诗里用来说明公主新宅里假山的高大，凤凰也象征着公主的身份。饮龙川，指渭水，这里曾是文王最初兴起的地方。龙象征着皇帝的身份。诗里写了公主新府邸的大概样子，写了园子里的假山池塘，再写起居楼，写戏楼，里里外外到也算是写得周全，然后还写出皇帝亲临举行宴会时的场面，有礼有节，作者应该是位有急智的诗人了。尤其是他想到的比喻，既说明了公主府邸的豪华，又暗喻出皇家的气派和尊贵，唐中宗时期比较繁华的面貌也间接得到了表露，这样的应制诗，皇帝是一定会很满意的。但可惜诗里带出了的安乐公主的奢侈无度，无意中竟成为他日后被处决的罪证
“妆楼翠幌教春住，舞阁金铺借日悬”一句，很是生动，翠绿的帷帐垂下，把明媚的春色留了一段在妆镜前，戏台下的椅子上铺着黄色的垫子，金灿灿的，恍然间好像织进了太阳在上面。上面那句“山出尽如鸣凤岭，池成不让饮龙川”就没有这一句好，有点生拉硬拽，因为见过鸣凤岭和饮龙川的人到了唐代应该不多了。这首诗尽管辞藻上很华丽了，而且修辞也较为贴切，但却给人一种空洞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后人没见过那种场面，但也许是因为诗人急忙中只求说尽好听话而没有用更深意义的说辞。诗人为了支应皇帝，捡尽了漂亮的词汇，没想到这位公主后来怨恨这首作品写得太华丽了，他反而因此丢了性命。
这样一首煌煌气派的应制诗，竟枉送了沈佺期的性命，而跋扈虚伪的安乐公主最后也落得个死于非命的结果。
《菩萨蛮》是一首集句词，即全用前人诗句杂缀成词。王安石一生写了不少集句诗，当时人们竟相仿效，成为一种风气。他不仅集句为诗，也集句为词，这也可以说是他的首创，同时的苏轼、黄庭坚，后来的辛弃疾等，皆相效法。集句为词，除了要谙熟前人作品外，还要考虑句式长短，对偶声韵，但最主要的是在词意上须安排妥帖，情思连续，使之如出己口，真正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只有如此，集句词才算是一种艺术创作，否则只是一领破衲衣而已。
该词上阕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及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下阕作者自问自答，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这首旨在一“闲”字，表现了作者远离仕宦喧嚣的闲情逸趣。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
“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开首二句明白地表示自己目前的生活环境与身份。往昔重楼飞檐、雕栏画栋的官宦居处换成了筑篱为墙，结草作舍的水边茅屋；如今窄衫短帽的闲人装束取代了过去的冠带蟒服。作者从九重宸阙的丹墀前来到了水边桥畔的垂杨里。对于这种遭际的变化，王安石采取一种安然自适的态度。一个“闲”字渲染出淡泊宁静的生活环境。也点出了作者摆脱宦海远离风尘的村野情趣。两句闲雅从容，虽然是从前人诗句中摘录而成，但指事类情，贴切自然，不啻如出己口。
接着两句是写景：“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一夕春风来，吹开万紫千红，风光正似去年。但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参照唐人的原句“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殷益《看牡丹》），不难觉得作者也包含着与前人相同的感慨。但是，作为一个曾经励志改革的政治家，他对花事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就不仅仅是时光流逝、老之将至的叹息，更包含着他壮志末酬的忧愁。
下阕“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作者醉洒昼寝，再不必随班上朝参预政事，生活是如此闲逸，但是，酒醒梦回，陪伴他的并不是清风明月，而是风吹云走、月翳半规的昏沉夜色。如果将“新月偃”这一富于象征的景象联系当时新法废除，新派落职，宋哲宗年幼不能理事，太皇人后高氏听政起用旧党的政治局而，认为作者用比兴的手法寓示对国家政局的关怀，恐怕也不是郢书燕说。但是，自己下野的身份，茅舍卜居的环境毕竟是远离了政治中心，他此时的所志所适，也惟有闲逸而已，因此最后二句自然地归结到闲情上：“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作者自问自答，写得含蓄而余韵悠长。王安石寄情黄鹂，不仅要表现在鸟语花香中的闲情逸趣，更是显示自己孤介傲岸、超尘拔俗的耿直人格。
在安逸澹淡的生活情景中寄寓着政治家的襟怀心志，在闲雅流丽的风调里显示着改革家的才性骨力。素洁平易而又含蓄深沉是这首词的基本特色，虽是集句，也体现了王安石词“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慨》）的创作个性。
但是，这首词最值得称道的是集诗句为词这一艺术形式。这是王安石的发明。唐人丰富的诗歌遗产，成了王安石现成的词句，除了第三句取自唐人殷益的《看牡丹》外，其余亦多出自唐诗，第一句用的是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诗》：“数间茅屋闲临水，一盏秋灯夜读书。”第五句的出处是韩愈的《南溪始泛》：“点点暮雨飘，梢梢新月偃。”第六句来自方械的诗（失题）：“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如此信手拈来，随意驱策，使之协律人乐，变诗为词，确实体现了作者学富才高的创作功力。这首集句词的成功更重要的还是作者用前人的诗句创造出自己心中的意境，为自己表情达意服务，并通过自己的精心组合安排，使之浑然无迹，如同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