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顿
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句式
郑人有欲买履者或“有欲买履之郑人”
何不试之以足（状语后置句）：以现代句式为“何不以足试之”。以：何不用自己的脚去试一试。
而置之其坐（省略句）：而置之（于）其坐。
近义词
生搬硬套，死板教条，刻舟求剑，墨守成规，冥顽不灵，胶柱鼓瑟，因循守旧。
反义词
达权通变，灵机应变，随机应变。
这是一篇托物比兴的咏物词，借写荷花寄托身世。
宋代词人周邦彦是钱塘人，写下“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苏暮遮》）的名句。姜夔的这首咏荷词，也同样把读者带到一个光景奇绝清幽空灵的世界，那里有冰清玉洁的美人，有人们寻找的清香幽韵的梦……从这首《念奴娇》词的小序知道，姜夔曾多次与友人倘徉于江南荷塘景色之中，因感其“意象幽闲，不类人境”，而有是作。
词一开头就把读者带向那美好的境界：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荷花丛中荡舟，一路上一对对鸳鸯伴着船儿戏水。真是到了荷花世界了，这里人迹罕到，只见那望不见边的荷塘，绿波荡漾，荷叶翻飞。“水佩风裳”，本指美人妆饰，代指荷叶荷花，与周邦彦“一一风荷举”共得荷花之神理。从那碧绿的荷叶间，吹来阵阵凉风，那鲜艳的荷花，好像美人玉脸带着酒意消退时的微红。一阵密雨从菰蒲丛中飘洒过来，荷花倩影娉婷，嫣然含笑，吐出幽幽冷香。惹起诗人诗兴大发，写出了优美的诗句。
这美好的情景多么使人留恋，然而时间在悄悄过去，已是日暮时分，只见那车盖般的绿荷，亭亭玉立，就像那等候情人的凌波仙子，情人未见，欲去还留。凌波用曹植《洛神赋》之典故。只怕西风起时，舞衣般的叶子经不住秋寒的萧瑟而容易凋残，更为那无情的秋风将把南浦变成一片萧条而忧愁。还有那高高柳树垂下绿阴，肥大的老鱼吹波吐浪，这一切，都要挽留他住在荷花中间。词人说：田田的荷叶呵，您多得难以计算，可曾记得我多少回在沙堤旁边的归路上依恋徘徊？“田田”形容浮在水面的荷叶，南朝民歌有“江南可采莲，莲叶荷田田”之句。
姜夔以清空骚雅的词笔，把荷塘景色描绘得十分真切生动。可是，这样的好词，王国维却看不上眼，他在称赞周邦彦咏荷名句后，接着就批评姜夔咏荷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其实，姜夔咏荷在“得荷之神理”方面，并不比周词逊色。周词主要是写客子思乡之情，咏荷就是“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数句，它使人看到的还仅仅是荷叶之物态，而姜夔咏荷，不仅具有荷花之物态，还使人同时隐隐看到一位荷花化身清馨幽逸的美人，她“玉容销酒”，像荷花般的红晕，她“嫣然”微笑，像花朵盛开。荷花生长水中，她便似凌波仙子；荷香清幽，她又是美人“冷香”。花如美人，美人如花，恍惚迷离，具有朦胧之美。
更可贵的是，姜夔这首词写出了赏爱荷花的最真切的心灵感受。姜夔一生襟怀清旷，诗词亦如其人。他写“意象幽闲，不类人境”的荷塘，实是要体现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在这个冰清玉洁，一尘不染的境界中，有美人兮，在水一方。“翠叶吹凉，玉容销酒，更洒菰蒲雨。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这不简直是一场富有诗意浪漫的人花之恋么？“日暮青盖亭亭，情人不见，争忍凌波去。”荷花对词人深情如此，词人对荷花呢，“只恐舞衣寒易落，愁入西风南浦”，也是无限依恋。因此不妨这样说，姜夔这首《念奴娇》实是一支荷花的恋歌。由于荷花在我国文学中是象征着“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姜夔对荷花的爱恋不正寄托着他对自己的超凡脱俗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吗？姜夔写荷花，不是停留在实际描摹其形态，而是摄取其神理，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融合进去，把自己的个性和神韵融合进去，写花实是写人也。姜夔这种空际传神的词笔，往往意在言外，寄托深微充满美妙的想象，而富有启发性。这种写法与一般实际摹写景物者大异其趣。如“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之类，读者须充分发挥想象才能品味，否则，便有如王国维所说“雾里看花”之感了。写出对荷花的一片怜惜爱护之情，留连忘返之意，情深意切，使人感到作者胸襟之旷荡，心情之依恋。
作者对军阀所进行的战争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对遭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怀着深厚的同情。这首诗描写了遭战火洗劫后江边江面荒凉破败的景象。
在这首诗描绘的画面中有两组镜头：一是兵火过后只剩下几户人家的穷村；一是拂晓之时，在残月余辉笼罩之下无人争渡的冷清的江面。诗一开始便点出了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兵火”。“有余烬“三字，说明这场“兵火”刚刚烧过。这首诗的第二句具体的表现了兵火烧过之后的景象，兵火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平时，村落虽然贫穷，但不会只有“数家”。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使无数人流离失所，逃往他乡，“贫村”才剩下了“数家”，是战争造的罪孽。一个“才”字表现了诗人痛恨战争的感情，也表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灾难深重的程度。这首诗的第二组镜头境界开阔，但情调凄凉悲苦。平时，一在拂晓之时，江面上是百舸争流，游人争渡的景象，而此时，在兵火过后，江面上没有了“争渡”的情景，只有那兵火无法烧到的“残月”落向那兵火烧不着“寒沙”。这些描写，蕴含着人民的苦难，深寓着诗人的感情。
这首诗主要的艺术特点就是由两组画面烘托出凄清冷寂的意境。反战的主题，诗人对此争及战争发动者的憎恨和对人民的同情都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诗中诗人以客观抒情诗人的姿态出现，故而使人更加感到诗境、诗情具有冷静的客观真实性，从而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这首诗语言通顺流畅，短短四句小诗，描绘出众多的形象，语言的概括力是很强的。
《公输》（《公输》为后人添加的，取的是文章的前两个字）通过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生动地叙述了墨子为实现自己的“非攻”主张，所表现出的艰苦实践和顽强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暴露了公输盘和楚王的阴险狡诈，从而说明只有把道义和实力结合起来，才能迫使侵略者收敛其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墨子对战争的性质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他能明确指出楚攻宋之不义，因而他不辞辛劳，长途跋涉赶到楚国都城，以实际行动去制止战争的发生。正因为墨子站在正义一边，所以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向公输盘及其主子楚王进行了无可调和的斗争，而且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要想制止这场战争的发生，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然而墨子终于制止了这场战争。这固然同墨子的机智善辩颇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却在于他能够针对敌方的要害展开攻势。首先，他从道义上击败敌人。墨子至楚后，公输盘问他为何而来，他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先是使得公输盘“不说（悦）”，继而逼出“吾义固不杀人。”但公输盘只知道杀一人谓之不义，却不知兴师攻宋杀更多的人，是更大的不义。所以墨子接着指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把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在十分狼狈的情况下，公输盘不得不把责任转嫁到楚王身上。墨子见楚王，同样采取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从道义上谴责楚攻宋之不义。他以富人盗窃穷人为喻，问楚王“此为何若人”，使楚王承认此人“必为有窃疾矣”。因此楚以富有之国而攻伐贫穷之宋，正“为与此同类”。在墨子强有力的论据面前，楚王也不得不诺诺称是。公输盘的“义不杀少而杀众”和楚王以富窃贫，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的，因而他们理屈词穷，弄得尴尬不堪。从而说明对于强大而又顽固之敌，只是在道义上攻破它还远远不够，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实力上同敌人较量，并压倒它，才有可能迫使侵略者放弃勃勃野心。墨子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他“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这虽然只停留于近乎纸上谈兵，却是一次战术上的较量，大大灭了公输盘仗恃云梯之械攻宋的嚣张气焰。公输盘虽被挫败，但侵宋之心仍然不死。直到墨子说出即使杀掉他，“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之时，在实力的对抗之下，才使公输盘和楚王死了攻宋之心。
阻止这场战争的不是道义，而是墨子的智慧，在绝对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这表明，面对大国的不义之战，要敢于斗争。一方面要从道义上揭露其不义，使他们在舆论上威风扫地；另一方面，要从实力上作好充分准备，使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法得逞。这个道理，不仅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
从写作特点来看，本文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围绕矛盾冲突来阐明道理，凸显人物性格。当墨子到楚国见到公输盘，经过道义上的一番谴责之后，公输盘“服”了。它似乎意味着矛盾得以解决。其实不然。当墨子指出：你既然“服”了，何以不停止攻宋呢？这么一问，公输盘却把责任转嫁于楚王。这既说明他口是心非，又引出了与楚王的新矛盾。为解决它，墨子去见楚王，从道义上把楚王驳得体无完肤，致使楚王称“善”。看来矛盾该是解决了。其实不然。楚王同公输盘一样，只不过是耍了个花招罢了。他在称“善”之后用“虽然”二字一转，又把责任推到公输盘身上，说什么“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这样一来，矛盾就更加复杂化了。又是与楚王的矛盾，又是与公输盘的矛盾，二者错综交织在一起。面对这样顽固而又狡诈的敌人，如果还采取先前那种从道义上揭露的办法对付他们，显然是不能奏效的。那么究竟怎样解决这一矛盾，既是摆在墨子面前的一个十分艰巨的课题，也是读者想要急切知道的。出自墨子的机智多谋，来了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既然楚王和公输盘都仗恃云梯这一攻城之械来攻宋，就需要把云梯这个迷信予以彻底摧毁。于是墨子便在战术上与公输盘来一次较量。较量的结果，公输盘彻底失败，屈服了。然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且向纵深发展。公输盘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竟想下毒手把墨子这个劲敌杀掉，妄图扫清攻宋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这一阴谋不但未能得逞，反被墨子一眼看穿进而一针见血地当面揭露。墨子还严正告诉他们：“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最后在实力的对比和威慑之下，楚王才被迫说出“善哉！吾请无攻宋矣”的话来。矛盾终于得以解决。试看故事是多么曲折生动！矛盾冲突犹如波浪起伏，滚滚向前推进。
再者，作者还善于运用类比说理，进行层层推理。墨子见公输盘和楚王，都不是直陈其事，开宗明义，而是先作比喻，然后进行逻辑推理，使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就大大增强了说服力，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而尤为突出者，是作者运用比喻之妙。诸如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公输盘问他有何见教，他并不正面直答来意，而说：“北方有侮臣者，愿借子杀之。”他把问题说得十分严重，意在一下子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迫使对方对这件事立即表示态度，说出意见，亦即使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可是公输盘偏偏不说，只是表示不高兴。公输盘不说，当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于是只好再来个火上加油，“请献十金”。这意味着要拿金钱贿赂收买他，让他去干杀人的勾当。这下子公输盘可沉不住气了，便脱口说出“吾义固不杀人”。墨子之所以使他不高兴，继而又激怒他，无非是让他说出这句话来，然后再予以批驳。墨子见楚王，则是另一番气象。一开头就作比说：“今有人于此”如此这般。他不用“倘若”“假如”等假设字样，好像是讲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使对方不致发生错觉，能够听得进去，然后让对方说出自己要他说出的话来。墨子连用了三个比喻，然后问楚王：“此为何若人？”楚王很痛快地回答说：“必为有窃疾矣。”既然回答得痛快，那就毫无必要再用激将的办法进一步逼问了。但读者完全可以想像，假如楚王也像公输盘那样吞吞吐吐的话，墨子将会用别的办法使他说出自己要他说的话的。可见，墨子是根据不同对象的表现，而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总之，要他们说话，要他们说出自己想要他们说的话。不说话，不行；说了话，达不到自己的目的也不作罢。只要他们说了话，事情就好办了，就可以抓其把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墨子就是用这种引鱼上钩、先发制人的办法，进行说理的，自始至终都以主动进攻的姿态出现，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文章之所以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是同这种说理方法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