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武是诗人的幼子,诗人曾多次提到并称赞他,在《忆幼子》诗中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在《遣兴》中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说明宗武聪慧有才,可惜没有诗传下来。杜甫死后,是由宗武的儿子嗣业安葬的,并请元稹作墓志铭,人称不坠家声。
首句的意思是:何时看到小子的诞生,高秋的今天正是呱呱坠地之时,点名宗武生日的时间。次句“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回想昔日写诗赞宗武懂事乖巧,宗武也随着诗文的传播而被人熟知,字里行间透着些许自豪。“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杜甫的远祖杜恕、杜预是汉、晋时的名臣名儒,祖父杜审言更是初唐著名诗人,诗人自己更是以诗著称于世,故勖勉宗武:诗是我家祖辈相传的事业,要继承和发扬,不仅是一般的世间亲情而已。“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自己得力于《文选》,所以勉励儿子熟读精研,继承父志,不要像古代的老莱子,七十岁时穿着彩衣在父母面前嬉戏,以娱乐父母。最后两句说自己以衰病之躯,还在为小儿子的生日开筵祝贺一番,父子深情,跃然纸上,字里行间也透出些许悲凉,适逢乱世,国破家离,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即使分隔两地,拖着病体也要为儿子摆生日宴席,写诗勉励宗武,此情可叹。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上片写送别,下片写别后之思。词中运用陪衬、反衬、熔情入景、化用前人诗文之语等多种手法,细腻曲折地写出了送别怀人的悲凄与深情。全词所表现的惜别、怀旧之情,显得极为蕴藉,只于写景、叙事、托物上见之,而不直接流露。
起两句“河桥送人处,良夜何其?”写送别的地点、时间。时间是夜里,夜是美丽的,又是温馨可念的,故曰“良”;联系后文,地点是靠近河桥的一个旅店或驿站;用《诗。小雅。庭燎》的“夜如何其”问夜到什么时分了,带出后文。“斜月远堕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远远凉露沾衣。”夜是露凉有月的秋夜。但送别情人;依依不舍,故要问“夜何其”,希望这个临别温存的夜晚还未央、未艾。可是这时候,室内铜盘上已是蜡尽烛残,室外斜月余光已渐收坠,远远的凉露浓到会沾人衣,居然是“夜向晨”了,即是良夜苦短、天将向晓的时候。这三句以写景回答上文;又从景物描写上衬托临别时人心的凄恻和留恋。“斜、堕、余、凉”,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烛泪”更是不堪。周邦彦词喜运化唐诗。“烛泪”句即运化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李商隐《无题》诗“蜡炬成灰泪始干”。
“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收束前面描写,再伸展一层,说临别前的聚会,也到了要“散离”的时候,那就得探看树梢上星旗的光影,谛听渡口风中传来的鼓声,才不致误了行人出发的时刻。
“参旗”,星名,它初秋黎明前出现于天东,更透露了夜的季节性。鼓,可能指渡头的更鼓,也可能指开船鼓声,古代开船有击鼓为号的。观察外面动静,是为了多留些时,延迟“散离”,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才走,从行动中更细腻的写出临别时的又留恋、又提心吊胆的心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写到出发。大约从旅舍到开船的渡口,还有一段路,故送行者,又骑马送了一段。从骑马,见出送行者是男性;从下文“遗钿”,见出行者是女性。这段短途送行,作者还是不忍即时与情人分别,希望马走得慢点,时间挨得久点。词不直说自己心情,却说马儿也理解人意,纵使人要挥鞭赶它,它也不忍快走,这里用拟人手法,将离情别绪层曲婉转的道出。
过片“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三句接写送别后归途。情人一去,作者孤独地带着离愁而归,故顿觉野外寂寞清旷,归途遥行,对同一空间的前后不同感觉,也是细腻地反映送别的复杂心情。“何意重经前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这三句是一个大的转折,转得无痕,使人几乎难以辨认。读了这几句,才了解上面所写的,全是对过去的回忆,从这里起才是当前之事,这样,才使人感到周词结构上的细微用心,时空转换上的大胆处理,感到这里真能使上片“尽化云烟”。《海绡说词》说“河桥”句是“逆入”,“前地”句是“平出”,“逆”即逆叙以往,“平”即平叙当前。这里的第一句领起后文。直贯到全词结尾;第二句情人去后,不见遗物,更无余香余泽可求;第三句写旧时路径,已迷离难认,“兔葵燕麦,向斜阳、影与人齐。”送别是晚上和天晓时候;重游则傍晚,黄昏中的斜阳,照着高与人齐的兔葵、燕麦的影子。这两句描绘“斜径都迷”之景,有意点出不同期间;又用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序“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有”的典故,表示事物变迁之大。感慨人去物非的细腻心情,完全寄寓于景,不直接流露,故《艺蘅馆词选》载梁启超评这两句词说:“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下面三句:“但徘徊班草,欷歔酹酒,极望天西。”说过去列坐的草地上,徘徊酹酒,向着情人远去的西边方向,望极天边,而欷歔叹息,不能自已。“欷歔”二字,直接摹态抒情。
这首词写情细腻、沉着,语句起伏顿挫,结构上层层伸展,时空变幻灵动飞扬,过渡自然,风格上哀怨而浑雅,堪称送别怀人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