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友人陆澧邀诗人到山中居处饮酒小叙，诗人遂赋此诗作答，表示欣然愿往。全诗以酒为引子，写得颇具特色。
前两句：“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松叶”清香，可以作为酿酒的作料，引出下文之“山路”。“春来”二字，点明时间。次句采用问句的形式，似问非问，略显诙谐，直接道来，足见诗人与友人的浓浓真情。李商隐《和友人戏赠》之三曾云：“明珠可贵须为佩，白璧堪裁且作环。”酒最能代表人间的真情，饮酒时最容易沟通与别人的感情，作者开篇即选取这种极为平常却又极富深情的事物，随意而问，显得浓情依依，轻快自然。
后两句“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山路”二字，照应前面“松叶”。为了喝朋友的松叶酒，更为了与朋友饮酒倾谈，诗人表示即使山路遥远崎岖，也要拜访友人，朋友情深，于此可见一斑。而结句语意更进一层。由春来可知，此时已是春天，山中已然冰融雪化，这里诗人作了一个假设：即使积雪满地，也要前往拜访。此句既是说诗人自己，又似告诉友人，应该如此。结句看似平淡，实则蕴涵丰富。
这首绝句体小诗，短小而质朴，亲切而自然。诗中用语极为平实，几乎就是口头语，然而从容写来，淡而有味，语浅情深，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有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子，这种风格又被后来的王维、孟浩然等发扬光大，形成山水田园一派，张九龄不愧为开启盛唐诗风的诗坛领袖。
早在钟嵘《诗品序》中，就曾说过“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话。大自然中四时景物的变化足以感动人心，本来是千古以来诗歌创作中的一项重要质素，一般说来外界物象之所以能感动人心，大约主要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由于有生之物对于生命之荣谢生死的一种共感，所以见到草木之零落，便可以想到美人迟暮之悲，如同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悲落叶于劲秋，喜柔修于芳春”。其二是由于大自然的永恒不变的运转，往往可以对人世之短暂无常，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即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在这两种情况中，物与心之互相感发都是较为明白可见的，在评赏时，也都较为容易解说。有些作品，物与心之间相互感发的关系，并不明白易见，其中确实具有一种深微幽隐的感发。冯延巳的这一首词，正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它传达的并不是什么强烈明显的情意，而是以锐敏细微的感受，传达了一种深微幽隐的情绪的萌发。
开端第一句“逐胜归来雨未晴”，先由时节和天气写起，在时节与天气之间，表现了一种矛盾情况。时节是美好的游春逐胜的日子，而天气则是阴雨未晴。“逐胜”，指春日争逐于游春赏花之事，意兴原该是高扬的，但阴雨天则使人扫兴。“雨未晴”似乎也透露一种将晴而未晴之意。诗人“逐胜”已经“归来”，虽在阴雨之中，却也未曾放弃“逐胜”的春游。在这种种矛盾的结合之间，便已显示了一种繁复幽微的感受，既有兴奋，也有怅惘。既有春光之美好，也有细雨之迷蒙。这开端一句看似非常平淡，实已具含了足以引发人心触动的多种因素。像这种幽微婉曲的情境，只有最为敏锐善感的心灵才能感受得到，也只有最具艺术修养的诗人才能表现得出来。
接着“楼前风重草烟轻”一句，写的正是这情绪触引中的眼前所见。“楼前”二字，表面只写诗人倚立楼头，为以下写楼前所见之景物做准备，但诗人“逐胜归来”，依然倚立楼头，就是内心由于逐胜之游引起了一种触引感发。“风重草烟轻”使心中原已触引起的一种感发，更为滋长和扩大。“风重”是说风力之强劲，“草烟轻”，是说草上烟蔼因风吹散而逐渐消失。表面写眼前将晴未晴的景色，然而“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这种景色，正是引起人心微妙之触发的重要因素。北宋词人柳永就曾写过“草色烟光残照里，无人会得凭栏意”，可见“草色烟光”的景色，确实可以引起人内心的一种感发。一个人如能够观察到风力之“重”与草烟之“轻”，此人必是已在楼头伫立了相当长的时间了。于是诗人对四周的景物情事也就有了更为清楚的认知与更为深刻的感受。因此下面继之以“谷莺语罗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的叙写。“谷莺”，是才出谷的黄莺，正是鸣声最为娇软之时，这种鸣声正代表了春天所滋育出来的最新鲜的生命。何况这种娇软的莺啼，又是从繁枝密叶的花树边传送过来的，有声，有色，这种情景和声音所给予诗人的感发，当然就较之第二句的“风重草烟轻”更为明显和动人了。如此逐渐写下来，大自然的景象便与诗人的情意逐渐加强了密切的关联。于是下一句的“水调声长醉里听”便写到了人的情事。“水调”是一种哀怨动人的曲子。“水调”且“声长”更可想见共声调之绵远动人。何况诗人还在后面又加了“醉里听”三个字，这就不仅写出了饮酒之醉，而且因酒之醉更增加了诗人对歌曲的沉醉。这首词从开端的时节与天气一直写下来，感受愈来愈深切，写到这里，真可以说是引起了干回百转的无限情思。有了如此幽微深切的感发，便不由人不想到要寻找一个足以将这些情思加以投注的对象，于是诗人遂终于在最后写出了“款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两句深情专注的词句。这二句真是表现得珍重缠绵。“款举”是极其珍重尊敬的态度，“金觥”是极其珍贵美好的器皿，金觥中又是极其芳醇的酒浆，最后更加一“劝”字，当然是劝饮之意，如此珍重地想要将芳醇的美酒呈献给一个值得呈献的人，诗人心中所引发洋溢着的是无比深挚芳醉的情意。最后结之以“谁是当筵最有情”，意谓：在今日的筵席之上，哪一个才是真正能够体会这种深浓的情意，值得呈献这一杯美酒的有情人呢？于平淡的叙写中逐渐加深了情意的感发，表现出内心深微幽隐的一种投注和奉献的追寻与向往之情，这正是冯延巳词的一贯的特色。
这首诗为先秦时代郑地汉族民歌。全诗二章，每章四句。这是一首男女对歌言情的诗篇。男子由茹藘起兴，表达了自己对心中女子的爱慕之情；女子巧妙地以思家室作答，从而表明自己正期待着男子的爱情。
首章前二句，赋中有兴。点明了实地，展现了女家住所的特定环境。通过这幅明洁而富有生意的画面起兴，烘托出女主人公的端庄大度和丰盈美丽的风采。同时，也含蕴了小伙子凝神相望、思潮起伏的情态；广场空阔，毫无遮掩，一切景象，尽收眼底，从中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又生发出无限的惆怅。因之后二句由景人情，展示小伙子烦忧的心境。“其室则迩，其人甚远“，正是咫尺天涯，莫能相近，其中自有无限的难言之痛
有践家室，犹今谚语所称“好好人家”。次章变换场地，由女主人公登场，另是一番景象。前二句写景，一排排屋舍俨然的美好人家就坐落在城东那片高大的栗树丛中。从姑娘心目中的这幅繁茂的、欣欣向荣的图景来看，自是景中有情，它暗示了恋人的英俊与善良，是个理想的对象。其中也蕴含着美好的憧憬热烈的期待。后二句转人言情，正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姑娘在向意中人倾诉自己的爱慕之情忠贞之志也在埋怨小伙子近来为什么不来到自己身边表明心迹，因而姑娘感到孤独彷徨，她在哭泣，她在忧伤，她在饱尝着爱情遭受挫折时的无限悲苦。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指出：“就首章而观，日室迩人远者，男求女之词也。就次章而论曰：‘子不我即’者，女望男之心也。一诗中自为赠答而均未谋面。”一方在追求，一方在盼望，两种图景，一样心愿。本来是好端端的美满姻缘，却遭到某种社会原因的阻挠，使得这对恋人深深地陷入烦恼与忧郁之中。男女青年热恋中可望不可及的内容，在《诗经》中是屡见不鲜的，但这首诗却通过两个不同的典型场景，让男女主人公分别登场，在望而不见的特定环境中倾诉衷曲，有境有情，充分表现了双方“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真实情义。
在宋与西夏的多次战争中，宋军常打败仗，所以听到种谔米脂川大捷的消息使诗人兴奋不已。诗人颂扬了这场胜仗，认为它可以一扫西夏的嚣张气焰，使西北边塞安宁，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并举。全诗构思严谨，属对工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气概，风格雄奇，意境开阔。
首联使用轻笔，点明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忽乘秋”，是说在深秋初冬，宋军突然发动攻击。“一夕收”，即一夜之间便把西夏兵消灭了，结束战事。这都说的是战争进展迅速，平中见奇，渲染了宋军的神奇莫测和迅捷勇猛。然而，诗中暗写宋军的强悍，西夏兵力的劣败。上句称颂“神兵”，下句贱称“妖氛”，爱憎分明。西夏政权的建立人之一李继迁曾经受过宋朝赠送的五州之地，并且担任节度使，而后背叛了宋朝，不以和睦相处，反以兵刃相向。加上王珪曾经为宋军督战而败北，那么他对西夏的感情可想而知，他对宋军此战取胜又是多么兴奋了。
颔联写战果，乐观地展望了大捷后安宁和平的边塞局势。一方面西夏军逃遁，一方面宋阵巩固，边境得以安宁。西夏人以游牧为主，每当秋高草肥时就闯入宋境掠夺。唐宋时把加强西北边防叫“防秋”。首句说宋军“忽乘秋”，即暗用“防秋”意。现在防秋胜利了，北人逃了，边境那边无声无息，所以说“匹马不嘶榆关外”。长城故址西起临洮，到明代加以重修，才以嘉峪关为西端。这里说“长城自起玉关头”，是一种泛泛说法，意思是长城如今得以有首有尾，完整地起到保卫宋朝江山的作用。把这个意思深化一层，就是有了种谔这样的良将，朝廷可以信赖他，就像可以凭仗的长城屏障一样了。这一层曲笔点到了题旨，引起后半篇的感想。
颈联盛赞种谔等人的卓越功勋。诗人没有直接颂扬，而是借用汉唐时代的两个典故，说种谔等人的功劳不在定远侯班超之下，可与凌烟阁的功臣相提并论。凌烟阁是唐太宗表彰武将战功的建筑物，因为把功臣像画在阁壁上，所以说“绘”。“别绘”，是说宋朝皇帝应该另外造阁，绘上宋将图像。一个“轻”字，大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和气概。
尾联语重心长地指出并不缺乏报国志士，像种谔这样的良将，一定会高举战旗，乘胜去收复失地凉州。“莫道”句以否定句式充分肯定了种谔等宋军将士的爱国思想。“行去”以轻松的口吻直抒豪迈之情。结尾特别提到凉州，值得一思。凉州在唐代本来已是边城，到宋代早已不属朝廷管辖了。南宋陆游念念不忘的“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也正是北宋王珪梦寐以求的。
这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慷慨激昂的感情。全诗构思严谨，布局恰当；属对工整，用笔稳健；风格雄奇，意境开阔，是一首颂捷奏凯的快诗。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