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表现了一个思妇在春雨之夜的孤寂境遇和愁苦思恋。
上片写室外之景。首三句描写春雨绵绵洒在柳丝上，洒在花木丛中的情形。独处空闺的人是敏感的。外界的事物很容易触动其心绪，何况是在万籁俱寂的春夜。因此，当她听到从花木上掉下来的雨滴之声，犹误以为是远方传来的计时漏声。可以想象，思妇由于对远人的眷念时刻萦系在心，无法释然。故而心绪不宁，度日如年。那雨滴之声就像是放大了的漏声，对她来讲就格外地刺耳。柳丝、春雨等本是浓丽之景。但在这里只是用来暗示思妇凄凉的心境，增强对比的效果。“惊塞雁”三句则进一步渲染思妇的这种心理感觉。人忍受不了这夜雨之声的侵扰，那么物又如何呢。在思妇的想象中，即使征塞之大雁，宿城之乌鸦，甚至是画屏上之鹧递也必定会闻声而惊起，不安地抖动其翅翼。这几句是移情于物的写法，以惊飞的鸟来暗示思妇不安的心情。“画屏金鹧递”乍一看似突亍铿由室外移至室内，由听觉变成了视觉。其实，描写静止的鹧递慢慢变得灵动起来，这种错觉正好衬出思妇胸中难言之痛苦。
下片描写思妇所居之室内情形。在兰室之内，炉香即将燃尽．香雾渐渐消散，但却依然能透过层层的帷帐。在这样精致雅洁的环境里，思妇的心态却只能以“惆怅”两字来概括，可见其凄苦。这里“谢家池阁”泛指思妇居处。由于这些华堂美室曾经是思妇与离人共同欢乐的地方。现今独自居住，物是人非，故其心理感觉就迥然不同。“红烛背”三句则进一步描绘了在这孤寐无伴的夜晚。百无聊赖的环境下思妇之情状。如何才能排遣心中绵绵不绝的离情，如何才能寻觅离人的踪影。只有吹熄红烛，放下帐帷，努力排除外界的干扰，进入梦乡。然而“梦长君不知”，这又是一种多么可悲可叹的情景。
全词用暗示的手法，造成含蓄的效果，思妇寂寞凄凉的心理状态，深沉细腻的感情世界，几乎都是从具体的物象中反映出来的。
作此诗时，诗人已届暮年，虽然历经坎坷但壮志未酬，歌行雄健之风依稀可见。
开头两句，“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仍保留盛年时的风格。写凌云寺高耸之貌，借飞鸟青峰映衬，突出了凌云寺的高峻壮丽。飞鸟与青峰，从地面上看，都是高空之物，但在诗人笔下凌云寺却高出飞鸟，跃出青峰。起笔遒劲，形象传神。把寺上红楼比喻为戴帽，凌云寺俨然成了顶天立地的巨人。佛寺如此奇伟，现在得以于半山腰攀援登临，自然是“喜得”之事。
然而，“喜得登上头”的喜悦，主要不在登寺本身，而在于凭高远眺，开阔眼界，拓宽胸襟。因而在咏寺之高以后，紧接着语气一转，抒发出“殆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的情思。如此，从写寺过渡到写寺外的宇宙三江，峨眉烟景，就显得合乎自然了。
身登高寺，峨眉山景，尽收眼底。写峨眉山，一咏一叹，用了六句。“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迥烟景豁，阴森棕楠稠。”今日天晴气朗，得以看清楚了峨眉山的状貌：山岭蜿蜒起伏，如波涛滚滚；辽远的云雾似袅袅青烟，使山景空旷浩茫；棕树楠树漫山遍野，蓊郁阴森，一派肃穆。以上四句勾勒峨眉山景，接着直抒胸臆，发出慨叹：“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诗人眼界高远空阔，触景生情，故有此叹。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诗人看破凡尘，对纷扰的世俗产生了厌倦情绪，希望超凡脱俗，云游尘外。有了这番念头，才把眼光转向佛寺内部和佛寺的周围环境。
“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虎穴洞、龙湫潭都在附近，山风回旋，细雨濛濛，这是寺上的气象；“僧房云蒙蒙，夏月寒飕飕。”间间僧舍，如蒙蒙云朵，若水月光，寒气袭人，这是寺中气氛；嘉州府城，坐落山下，片片风帆，撒于江面，这是寺下景象。
写罢诸景，又是一番慨叹：“胜概无端倪，天宫可淹留。”寺美景无边，诗人很想在这宝刹天宫之中长留久住。然而，虽然“一官讵足道”，是“欲去令人愁”，最终只落得满腹忧愁。诗人到嘉州后，心情一直很不舒畅，这在此时的一些诗作中屡有反映。这首诗中说“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并且最后以“愁”字作结，正概括了这一时期诗人的心境。
此时诗人的情绪，显得有些消沉、悲观，写作手法上也与先前不同，不是一气写景，高调抒情，而是边咏边叹，一咏三叹，错综起伏。这大约与安史乱后唐朝江山颓败、诗人壮志未酬的心境有关联。
这首词咏物，上片写杜鹃啼血而未唤得人归，其实是在写自身。下片写对怀国之士的同情和对国破家亡的悲痛。这首词采用象征、双关手法。语言深沉，感情强烈。
词上阙写杜鹃啼血却未唤得人归。杜鹃声声，是为唤回远在天涯的游子，口中啼叫出血，化作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可是直到花残花落，也未见人影返回家。这是在咏杜鹃，其实也是在写词人自身，借咏杜鹃之事，抒写他的悲凉慷慨、孤独悲愤。词人一生志在复明，到处奔走呼号，可谓坚定决绝，不遗余力。这“血洒青山尽作花”的大气磅礴之语，正是他忠贞不依、不屈不挠、竭尽心血的写照。然而尽管他像杜鹃啼血般呼唤流落四处的有志之士奋起复国，但却没有人响应。
词下阙是借昭君琵琶诉恨故事，书写怀国之士的痛心。下片的内容有对大明的抱怨，有对怀国之士的同情，更有对国破家亡的悲痛。下片写朱楼凤阙尽管富丽堂皇，但其中常有宫人遭禁、后妃失宠之怨恨；王昭君被选入宫，倍受冷落，怀着幽怨之情嫁入匈奴的，带着归汉不得的怨恨，留坟于大漠之上。昭君墓本只有一个，此处却冠以“无穷”，显然词人说的是现在像王昭君那样命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些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被大明遗忘的怀国之士，只能流落他乡。当年昭君归汉不得，惟以琵琶诉恨。如今那些怀国之士恐怕也是杜鹃声声催归不来的，他们只能像昭君般，借琵琶抒发自己的怨恨了。
这首词写女子春怨相思的情景。开篇二句写发、写面，虽明白但并不传神，是暗写侧描。三句“带恨眉儿”一语点破，不知何恨，不明白但却极传神，是抓住最具特点的细致景象进行正面描写，由一点入，见意更远。“攒”字是“带恨眉儿”的动作，用“远岫”喻之，不但妥切传神而且独具意蕴，“远岫攒”不可解，“眉儿攒”也不可解。此恨之深，此情之切，自可想见。后两句明白如话，直描其景，直问其情，虽问而不需答，“为谁”二字使前面不明朗的词旨一下子明朗起来，把何以成“恨”的不明白一下子明白开来。
这首词字字不及相思，但字字俱关相思，用形态写心情，用远山喻愁情，笔意清新，淡远幽长，画静而情活。正如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云：“以画家白描法形容一极贞静之思妇，绫罗之暖寒，非深闺弱质，工愁善感者，体会不到。”由此也可见李煜描摹形态、抒写情性的高妙水平。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