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才到花时候，风雨成旬”，作者本来要写这年寻花被误，可是一开始用的是一个含量更大的句子，这样子不仅能罩得住全篇，而且使题旨得到更广泛的扩充。“不肯开晴”语意和“风雨成旬”略同。不过这不是多余的重复，因为如果只是“风雨成旬”，那么那些痴情的惜花者也许会想：总该有一刻的天晴吧，只要乘这个机会看上一眼春花，也就不枉度此春！看那“误却寻花陌上人”的人或者就是这么想的。不然他明知“风雨成旬”，为什么还要寻花陌上呢？而正是因为有了“不肯开晴”，“误却”二字才更见份量。
但是，词篇也不是顺着一个方向发展下去的。过片的“今朝报道天晴也”就忽如绝路逢生，然而紧接着又一个转折：“花已成尘”！上片说“误却”，总还是误了当日仍有下一日的希望。而此时一个“尘”字已经把花事说到了头，因此对寻花人来说，剩下的便只有懊丧与绝望。“寄语花神，何似当初莫做春”是作者的怨怼语，也是痴想。这种痴，正说明了他的情深；而这种至情寄托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感喟，词中埋怨花开不得其时，也蕴含了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感慨。
人们谈起写蚕妇的诗，自然会提到宋代诗人张俞的《蚕妇》：“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晚唐诗人来鹄的《蚕妇》与张俞的《蚕妇》题目相同，内容相似，而写法与格调迥异。来鹄的《蚕妇》不像张俞的《蚕妇》那样，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而是先从蚕妇整日采桑养蚕的辛苦谈起。
“晓夕采桑多苦辛”一句紧扣诗题，“晓夕”二字直述采桑叶时问之长，突出劳动的艰苦。从这一句诗中，表现了采桑人的倦容，“多苦辛”三字又表现了作者同情蚕妇的思想感情。接下去诗人明确告诉人们，这些整天采桑叶的蚕妇并不是不爱盛开的百花，而只是在养蚕的大忙季节不得“闲身”而已。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假设及由这一假设推论出来的结果清楚地说明封建社会谁养活谁这一根本问题。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们所以能在“好花时节”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百花，正是由于这些蚕妇在此时“晓夕采桑”的结果。如果这些蚕妇此时也去做这些“繁华事”，那么，那些“黄金屋里人”只能被‘冻杀”。原来，这些“黄金屋里人”是由这些蚕妇养活的。此两句陡转笔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是依靠剥削劳动人民而生活的这一事实。
全诗笔致冷隽，构思深曲，耐人寻味，在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中，流露出了诗人的愤慨不平之情。运用通俗又略带诙谐的语言，通过叙述与假设的形式，通过暗含的对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是这首诗的显著特点。
“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金焦在眼苦难攀”，三句接连写出了四个地名，而且都是旅游胜地，初看给人一种游玩山水的感觉，细看却并非如此。首先到了京口北固山却只能“看山”而不能登山，这是一层遗憾。其次，纵然看山未能在白天而是晚上，这又是一种遗憾。而离开镇江的时候，有名的金山和焦山就近在眼前，却无缘享受登山之乐，这是第三层遗憾。这三句，完全是叙事的“赋”笔却又非单纯叙事。
“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是在船中所闻所见。这两句看似单纯写景，其实是情景交融，浸透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因为雁与鸦都是大自然中的生命，都有求生的需求，看着它们遭受大自然风雨的打击。就使作者联想到人在谋生的奔波劳苦所受的打击。
“人天相对作愁颜”仍是写实：羁旅悲哀是人的愁颜，阴雨打开是天的悉颜。但在写实的同时，这种人天相对而愁的情景又给读者以更多的联想。
这实在是一种对人生很悲观的态度，而这首词就流露出作者的这种人生态度。
这是一首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短乐章。“天作高山”，强调上天赐予岐山这块圣地。周人重视天赐，视为吉祥，连婚娶亦是如此：“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大雅·大明》）天赐岐山之后，在这根据地上积蓄力量尚须人为，诗中便主要写这一过程。之所以仅取大王、文王二人，主要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岐山九世周主最杰出的代表。灭商虽然完成于周武王，但周文王之时已显示出周将代商的必然趋势，商纣王囚周文王于羑里，只能延缓而无法阻遏这一历史发展。岐山圣地经营到周文王之世，已为周武王积蓄了足以灭商的雄厚实力，包括姜尚这样足以辅成伟业的贤臣。“有夷之行”，分明是先王开创的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首短诗，多人对其中个别字眼有不同的解读。如“彼作矣”的“彼”，有人解为百姓，那么“彼作矣”就是百姓们造起房屋；有人解为先祖大王，“彼作矣”就是先祖大王开创伟业。如“康”，一解为安定，安康；一解为赓，继承，继往开来之意。此所谓诗无达诂，见仁见智也。
《周颂·天作》一诗将对圣地、圣人的歌颂融为一体，着力描写积蓄力量的进程，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文笔犹如大河滔滔，飞流直泻，既显庄严，又富气势。短短七句，有如此艺术效果，可见诗歌作者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