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此曲从风格上看当是文人所作。其末句即用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成句,也是写“不识字渔父”(白贲曲语)的。据元冯子振《鹦鹉曲·序》载,白曲在其时享有盛名,“有北京伶妇御园秀之属,……恨此曲无续之者”,于是冯子振逞才和白曲百余首,可见白贲曲的影响之大。而白贲曲一出,因其首句有“鹦鹉洲”,其曲原名“黑漆弩”也就改称“鹦鹉曲”,鹦鹉洲也就从原特定的地名一变为渔父居处的代称。因此,此曲“侬家鹦鹉洲边住”的那个“侬”也很可能是个“渔父’。此曲所写意境受白曲直接影响亦较明显。
但此曲的结构与白曲却大不相同。它先用许多扑朔迷离的笔墨描绘了一个似乎无人迹、无尘嚣的世外桃源之境。“溪边小径舟横渡,门前流水清如玉”一条不知名的小溪,清澄透明的流水静静地淌着;登舟横渡上岸,再沿着一条弯弯小径走去,一座小小屋舍便悠然可见了。这里已隐约透出一股神迷之感。室何人居,诗人未道,他仅描绘了小屋安谧而恬静、雅淡而优美的外部环境;其地何所,诗人未明,是“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的乡村野地,还是“小桥流水有人家”(王安石诗)的郊外花村,读者难知其详。以下两句,诗人将读者引入更加神迷的境界:“青山隔断红尘路,白云满地无寻处。”青山白云,幽邃缥缈,使人想起贾岛《访隐者不遇》中童子的答语,“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令人悬望之余,不无怅惘之感。诗人似乎知道读者会有这样的心理感受,故再用两句颇涵自得、自傲,而又不无戏谑嘲弄的“说与你寻不得也么哥”重复叠唱,再将读者推向迷茫恍惚之极境,让人只好自叹凡俗,对此神秘的仙界可望而不可即,可想然不可知。若全曲到此作结,倒颇堪称之为“朦胧诗”的,“象外”之味,尽可让人作万千之想。然古代诗歌于“超以象外”后必要“得其环中”,结句“却原来侬家鹦鹉洲边住”正是揭其“环中”的全曲之眼。一直隐在曲中而未露其面的小屋之主倏然而出,仙界者,“渔父”居所也。有此一句,“境界全出”:那青山白云、门前流水、轻舟小径构成的极澄至净的世界,不是“红尘”外的仙境,也不是现实中实有的景观,它乃是“渔父”心灵中的圣所,理想中的“隐士”精神世界的“物化”罢了。
“渔父”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现实中真正的渔父。自从楚辞《渔父》中诞生了一位“世人皆醒我独醉”、不与世俗争流的“渔父”后,其历代“子子孙孙”实际上便成了不求功名、不慕荣华富贵而独善其身的人格精神象征。“渔父”之咏成了古代“隐士”之歌中别具一格的支系,王维的一首“隐士诗”不妨可看作其核心主题:“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渔父”之吟为历代文人所喜爱,绝非无因,元代尤其如此——得志而显达者咏之,以见其不失高雅;失意者又借以曲折表达其对现实的不满或失望,同时又将自己的内心世界融化到“渔父精神”中去,以忘却现实生活的烦恼,在“超尘脱俗”的心灵净化中求得心理的平衡。白贲《鹦鹉曲》所以能享誉一时,除了其韵用“鱼模”部去声险韵外,“渔父”这一传统母题具有文人心目中特有的“精神美”魅力,是其最根本的原因。而此曲不惮有名作在先,效而再创,也有这样的魅力在召唤。
然而,如果此曲无自己的艺术魅力,恐怕早就湮没无闻了。在历代“渔父”之吟中,以青山、白云喻其高洁脱俗,以轻舟、流水状其自由洒脱,乃是众所撷取兼含比兴的意象。白曲如此,此曲亦如此。但白曲以“侬家鹦洲边住,是个不识字渔父”领起全篇,让人一下子进入传统“渔父”的既定精神境界,然后再组合意象,使其表现的精神世界得以形象化,而结句“算从前错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处”与之遥相呼应,使全曲颇得爽朗豪放之风。此曲则首先隐约回环,先造其境,使人捉摸不定,产生强烈的探询感,结句则借当时人所熟知的“鹦鹉洲”指称“渔父”,点出意核,复令人再回味、咀嚼全曲,既得含蓄蕴藉之趣,又不失明朗畅达之风,虽与白曲所取意象大致相同,结构方式则别具一格。细而察之,此曲“溪边小径舟横渡”与白曲“浪花中一叶扁舟”,“青山隔断红尘路”与白曲“觉来时满目青山”,虽句中形象相同,但也各随其曲之意脉与情调,彼此不能互换,而并非增减其字而已。故其虽受白曲影响和启迪,然却是自己的创作。加上作者选押去声韵之《叨叨令》曲体,除“处”、“住”为白曲原用韵脚外,“渡”、“玉”、“路”,均是字熟而韵险,既继承了白曲“险韵”特色,又有自己的匠心,这大概就是此曲并非首唱,又属“无名氏”之作却能流传至今的原因。
词的上片极写皇宫中秋景,为太平盛世、皇帝出游铺下华美祥和的背景,首韵三句写自然秋光,叶落云飞,天高地阔,淡远而明快。前两句化用了柳恽《捣衣诗》诗句“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次韵二句概写宫廷气象,宫殿耸立佳气缭绕,高贵而吉祥。第三韵三句细写言中花卉,深黄浅红,香气氤氲,静植于殿宇阶下,美艳而芬芳。末韵三句以“玉宇”、“仙露”、“碧天”将天意与人事结合,安和而祥瑞。
下片颂皇帝出游。首韵四句先点明“升平”时代,再点明皇帝之日理万机,这是侧面歌颂皇帝的政绩,并以“澄鲜”的“夜色”、“迢递”的“漏声”烘托和平安谧的气氛。次韵二句以祥瑞的天象兆示天下的安康。有了这两韵的铺垫,第三韵三句才出现了皇帝的“凤辇”,伴以“清脆”悦耳的“管弦”声,以车驾和音乐侧写帝王的华贵雍容,至高无上。末韵三句以宫廷中“波翻”、“帘卷”、“月明风细”的适意景况收束此次“宸游”,又暗喻了天下的和平安泰。
为了歌功颂德的需要,柳永创制此词,调用了多种手段, 特别是语言的运用上。其一,多处借用前人的诗文、典故、传说,一扫俚俗之语,使词章现出古雅之色。其二,对偶句俯拾皆是,对偶形式多种多样。如“亭皋”、“陇首”二句对偶,“嫩菊”、“拒霜”二句对偶,“夜色”、“漏声”二句对偶,“太液”、“披香”二句对偶;“玉宇”、“金茎”、“碧天”三句形成鼎足对;“宝阶”与“香砌”二词、“月明”与“风细”二词又是句中对。不满百字的一首词,七处对偶,使词章现出繁富工整之气。其三,“醉蓬莱”一调,本以四字句为主,其中五个五字句词人又都化为上一下四的领字句式,以和谐匀齐的韵律,显示出庄重端严之势,此外词中色彩鲜明、声味谐美,无处不是太平景象, 这些,都看出柳永创作这首歌功颂德之词所用的心力。
可能由于柳永词人的气质,也可能由于他过于依赖自己敏捷的才思,这首词虽意在歌颂皇帝,但缺少一些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之态。正如《诗人玉屑》所指出的:“‘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不仅如此,仅读开篇一韵,并不能看出这是一首歌颂皇帝之词的开端;再如“夜色澄鲜”、“漏声迢递”、“月明风细”诸景物的叙写,也与歌颂帝王的主题略显不谐和,这或许也是此词不能博得皇帝称赏的另一个原因。不过,也正因如此,这首词若抛开它歌功颂德之意,不少地方以颇具美感,较之柳永其他颂词、投献词,更有词的韵味。
这首词的创作,对柳永来说本是一个机遇,或可多少改变其多舛的命运。柳永深知此意,故在词中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但柳永未免有些迂腐,凭着一支生花妙笔,挥洒而下,却未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以致于出现颂词竟有语句与悼词暗合,犯了大忌,再加仁宗本对他有成见,故而多方挑剔,以致这一次不仅机遇与柳永擦肩而过,且使柳水“自此不复进用”,加重了其命运的不幸。柳永这位宋代专事写词的文人,一生却两次因词而被祸(另一首是《鹤冲天·黄金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