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喻巴蜀檄》载《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下,《文选》卷四四,《艺文类聚》卷五八。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这篇文章是斥责巴蜀吏民的“罪”“过”的。文章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为皇帝本意辩解,并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树边民为榜样,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责怪巴蜀吏民;最后说明作意,要求及时传达。总之,维护皇帝,斥责官吏,开导百姓,扬威以慑之,示安以慰之,示范以规之,示利以导之,寻过以责之。纵横辩说,思维产密;策略周祥,全盘平衡;运用权术,有利有节,入情入理,语言晓畅,说服力强。
从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喻巴蜀檄》为文其实非常为难,因为作者司马相如的使命比较麻烦。唐蒙略通西南夷乃是奉命,并且是司马相如本人所赞成的,引起巴蜀震动后,皇帝却要谴责唐蒙,并告知巴蜀百姓,唐蒙的做法并非皇帝本意。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必须顾及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面的意图,而又不能违背朝廷通西南夷的大政方针。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此刻并非无谓,指摘巴蜀本地凭“愚民”是唯一解开这个三重连环套的钥匙,司马相如的“蜀人”身份至少可以比“外地人”让巴蜀本地“愚民”具有更多的认同感。刘熙载《艺概》说:“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就《喻巴蜀檄》一文来说,“虚”即不在于“巴蜀民大惊恐”的事实如何,而在于如何认识;“危”即在于唐蒙、巴蜀民、皇帝三方各有道理需要平衡,如何阐述其中的轻重缓急确实非常为难。
从《喻巴蜀檄》的内容来看,指责唐蒙并非重点,宣传皇帝的本意也非重点,而指摘“巴、蜀行者”有“不忠死亡之罪”才成为重点,连带指摘这些“行者”的“父兄”以及专管教训百姓的官员有“不教诲之过”。杨升庵云“得告喻体裁,以大义令使者与蜀民两分其责”,“两分”说还未深入其内在逻辑,应当说此文是以指摘“蜀民”为主。
文章开头阐述朝廷在“边境”治理上的巨大成就和唐蒙奉使西南的必要性,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朝廷和唐蒙此次行动的正义所在,为后文指责巴蜀“行者”和巴蜀“愚民”建立一个坚实的道义基础。接着说明这次行动本“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略叙事实:“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摧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其中“惊惧、忧患”,即将抚慰巴蜀人士之意带出,却又明白将唐蒙加以指责,但仅此一笔带过,就转到总结此次出使的原意:申明“皆非陛下之意也”。行文至此,似乎出使的任务就完成了,但仅如此,“略通夜郎西僰”的任务就难于继续进行了,既然“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所以,唐蒙又无可厚非,指责”巴蜀民大惊恐“就势所必然,并称扬“夫边郡之士”与之相对:“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夫边郡之士”“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他们是“贤人君子”,而这些“自贼杀,或亡逃抵诛”的“行者”及其“父兄”乃“寡廉鲜耻”,“为天下笑”,有“不忠死亡之罪”“教诲之过”,措辞极为严厉。然后再次重申“陛下”之德为“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阐明自己的任务为“遗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最后要求巴蜀各级官员务必传达给“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使咸知陛下之意”。以“通西南夷”为根本、为标准,在这个前提下阐述评论各方意见功过,这应当是司马相如完成使命唯一的途径,也是《喻巴蜀檄》必然的结构方式。
全文五百六十余字,严正精悍、周详晓畅,深得文体之要,完全合乎《文心雕龙》对檄文的所下的定义:“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凡檄之大体,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指摘“巴蜀愚民”的语气极为严厉,命令太守传檄,语气也十分果决,都是为了檄文“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的目的。为了达到“曒然明白”的效果,全文未用一个典故,语词和其它几篇比较也不甚考究,如设问对答结构、联边字等皆未使用,应当是考虑”远所溪谷山泽之民””遍闻”的需要,即“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为了达到“气盛而辞断”的效果,司马相如使用了大量的骈偶、铺陈、押韵的辞赋方法。骈偶方面,文中仅完全对偶语句就达二百八十余字,大致占全文一半字数;铺陈方面,在“边境”“边郡之士”两个关节处铺陈共计二百七十余字,约占全文一半篇幅;押韵方面,文中大部分句子押韵,押韵密度和《子虚上林赋》等散体赋押韵密度相差不远。骈偶、铺陈、押韵成为这篇文章主要的修辞手段。明代张溥说司马相如“抑其文,皆赋流也”,即主要体现在骈偶、铺陈、押韵这三方面,也是其文章华丽的根源所在。
作为古代流传至今的第一篇成篇檄文,《喻巴蜀檄》具有檄文的基本特点,又保持着司马相如文章整饰华丽的一贯风格,在写作技巧上对后世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