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寓言是一种借说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特殊表现方式。它的主角可以是现实中人，也可以是神话、传说中的虚幻人物，而更多的则是自然界中的虫鱼鸟兽、花草木石。这种表现方式，在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中曾被广为运用，使古代的说理散文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放射出奇异的哲理光彩。

　　但以寓言作诗，在先秦却不多见；只是到了汉代，才在乐府诗中成批涌现，一时蔚为奇观。倘要追溯它的源头，虽然可与战国诸子之作遥相接续，但其“天造草昧”的创制，还得首推这首在“诗三百篇”中也属凤毛麟角的《鸱鸮》。

　　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诗之开笔“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即以突发的呼号，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人们常说：“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此章的展开正是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在充斥诗行的怆然呼号中，幻化出母鸟飞归、子去巢破的悲惨画境。当母鸟仰对高天，发出凄厉呼号之际，人们能体会到它此刻该怎样毛羽愤竖、哀怒交集。但鸱鸮之强梁，又不是孤弱的母鸟所可惩治的。怆怒的呼号追着鸱鸮之影远去，留下的便只有“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的伤心呜咽了。这呜咽传自寥廓无情的天底，传自风高巢危的树顶，而凝聚在两行短短的诗中，至今读来令人颤栗。

　　正如人们很少关注鸟兽的悲哀一样，人类也很少能了解它们在面对灾祸时的伟大、坚强。诗中的母鸟看似孤弱，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它要趁着天晴之际，赶快修复破巢。这第二章仍以母鸟自述的口吻展开，但因为带有叙事和描摹，读者所读见的，便恍如镜头摇转式的特写画面：哀伤的母鸟急急忙忙，忽而飞落在桑树林间，啄剥着桑皮根须；忽而飞返树顶，口衔着韧须细细缠缚窠巢。“彻彼”叙其取物之不易，“绸缪”状其缚结之紧密。再配上“啾啾”啼鸣的几声“画外音”，读者便又听到了母鸟忙碌之后，所发出的既警惕又自豪的宣言：“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那是对饱经骚扰的下民往事的痛愤回顾，更是对缚扎紧密的鸟巢的骄傲自许，当然也包含着对时或欺凌鸟儿的“下民”的严正警告。倘若人类真能解破鸟语，是应该谨记这母鸟的警告，而对它的坚韧、顽强肃然起敬的了。

　　三、四两章宜作一节读。这是母鸟辛勤劳作后的痛定思痛，更是对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处境的凄凄泣诉，“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予羽谯谯”、“予尾翛翛”：遭受奇祸的母鸟终于重建了自己的巢窠，充满勇气地活了下来。但是，这坚强的生存，对于孤弱的母鸟来说，是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

　　它的鸟爪拘挛了，它的喙角累病了，至于羽毛、羽尾，也全失去了往日的细密和柔润，而变得稀疏、枯槁。这些怆楚的自怜之语，发之于面临奇灾大祸，而挣扎着修复鸟巢的万般艰辛之后，正如潮水之汹涌，表现着一种悲从中来的极大伤痛。然而更令母鸟恐惧的，还是挟带着自然威力的“风雨”：鸱鸮的进犯纵然可以凭非凡的勇气抵御，但对这天地间之烈风疾雨，小小的母鸟却无回天之力了。“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晓哓！”诗之结句，正以一声声“哓哓”的鸣叫，穿透摇撼天地的风雨，喊出了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母鸟之哀伤。

　　倘若仅从诗面上看，《鸱鸮》也堪称一首代鸟写悲的杰作：它写鸟像鸟，通篇用了母鸟的“语言”，逼真地传写出了既丧爱雏、复遭巢破的鸟禽之伤痛，塑造了一头虽经灾变仍不折不挠重建“家室”的可敬母鸟的形象。如果鸟禽有知，亦当为诗人对它们生活情状描摹之精妙、心理情感体味之真切，而“啾啾”叹惋。然而这毕竟是一首“寓言诗”，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由此反观全诗，则凶恶的“鸱鸮”、无情的“风雨”，便全可在人世中显现其所象征的真实身份。而在母鸟那惨怛的呼号和凄怆的哀诉中，正传达着久远以来受欺凌、受压迫人们的不尽痛愤。

　　旧说如《毛诗序》谓此诗乃“周公救乱”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魏源《诗古微》又以为乃“周公悔过以儆成王”、“周公戒成王”之作，虽也知诗用借喻手法，但坐实本事，反而扞格不通。

　　《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

　　这是一首入律的七言古风，全诗十二行，以韵脚转换为标志，分为三层。

　　“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这两个比喻句，与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同一机杼。“捣麝成尘”、“拗莲作寸”，显示所受戕害凌迟之难忍。但尽管如此，仍然“香不灭”、“丝难绝”，尤见情意绵邈，之死靡它。然而这所咏相思，却非儿女私情。三、四两句“红泪文姬洛水春，白丝苏武天山雪”，均为倒文，意思是：文姬红泪如洛水春汛，苏武白丝似天山雪峰。天山与洛水，一在塞北，一在中原，两句互文见义，同是身在匈奴，心在汉朝的意思；血泪如涣涣春水，白丝似皑皑雪山，则以富于浪漫色彩的奇想，极写苦恋父母之邦的浩茫心事。以上是诗的第一层，借比喻、典故，渲染故国之思，是进入正题前的序曲。

　　第二层四句：“君不见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一旦臣僚共囚虏，欲吹羌管先汍澜。”运用对比手法，写高纬纵欲亡国，是全诗的主体。“君不见”，是七言古诗的句首语，用在首句或关键处，起呼告及引起注意的作用。这一层，前两句写齐亡以前。“无愁”，讥讽高纬临危苟安，终日耽于淫乐：“花漫漫”，形容豪华奢靡，一片花花世界。齐都邺城临漳水，故云“漳浦”；宴余夜深，清露生寒，既表现宫廷饮宴之无度，又借宴后的沉寂反衬宴时的热闹，令人想像那灯红酒绿、鼓乐喧阗的狂欢场面和主醉臣酣、文恬武嬉的末世景象，终究不无终了之时。后两句写齐亡之后，高纬君臣在长安为北周阶下囚，终日忍辱饮恨，往事不堪回首；偶以羌笛寻乐，也只是徒然引起漳浦旧梦，曲未成而泪先流。汍澜，承“红泪文姬洛水春”行文，意谓高纬在北国的处境比蔡文姬在匈奴更加难堪。

　　第三层前两句“旧臣丝鬓霜华早，可惜雄心醉中老”，照应“白丝苏武天山雪”，写北齐遗民的亡国之恨。当年那些邺都旧臣，空怀复国之心，苦无回天之力，只好深居醉乡，借酒浇愁，一任岁月蹉跎，早生华发，着实可叹可怜。后两句“万古春归梦不归，邺城风雨连天草”，暗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道理，万古皆然，对晚唐统治者敲起警钟。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自然界的春天岁岁如期归来，邺城繁华的春梦却一去不返，唯见连天荒草在凄风冷雨中飘摇，与当年“无愁高纬花漫漫，漳浦宴馀清露寒”的盛况互相映衬，令人油然而兴今昔沧桑的慨叹，并从中悟出盛衰兴亡之理。全诗以景物描写作尾声，含有余音不尽的妙趣。

　　这首诗对腐败的晚唐统治集团不失为一剂有力的针砭，不过这种针砭并未引起统治集团的警醒。

　　这首七古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缘情造境，多方烘托。诗的主旨在于揭示高纬亡齐的历史教训，而歌咏此事的诗句却只有六句，下余六句，开丝四句和结尾二句都是为渲染亡国之恨而层层着色的：先以麝碎香存、藕断丝连的比兴，写相思的久远；再用蔡文姬、苏武羁留匈奴的典故，写故国之思的痛切；而在叙述北齐亡国的血泪遗事之后，更越世代而下，以“邺城风雨连天草”的衰败景象，抒写后人的叹惋感伤。这样反复地烘托渲染，从时间、空间、情思各方面扩展意境，大大丰富了诗的形象，增强了抒情色彩和感染力量。

　　这首词寓含有怀古感今的浓浓深情，语言极为明快，堪称邓剡现存的词中的一篇佳作。

　　词的上片，“疏雨洗天清，枕簟凉生。井桐一叶做秋声”。暑退寒来之节气替代，说出盛极而衰的人生哲理。宋室覆亡，故国不在，如瑟瑟寒秋，令人心灰神懒。“疏雨洗天清”，然而天清世不清，能奈其何。室内枕席生凉，是实写秋天到来天气生凉，气候更替，室外井桐落叶，既是报秋，又勾起词人对自己身世的感叹。给全词的气氛作了烘托，深含怀古的幽幽情感。“谁念客身轻似叶，千里飘零？”叶随风飘，说明个人命运的不可把握，也表明作者对邦国沦亡悲哀之情。“千里”是概括在广东被俘到建康的旅程。

　　词的下片，“梦断古台城。月淡潮平。”无限哀思难以排解。邓剡把它带到梦乡，醒来却发觉古台城上梦凄凉。词人的心境本来就很哀伤，但醒来见月色暗淡，海潮泛起，禁不住自己也心潮澎湃，心里更加凄怆。梦醒之后，只能去“便须携酒访新亭”。王导在当年的新亭会上，还主张“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但词人和文天祥都做了俘虏，宋王朝已彻底亡矣。“不见当时王谢宅，烟草青青。”邓剡对世事无常、朝代兴亡的感慨，因为真实的遭遇而显得格外深沉，结句移情入景，寓激于婉，凄苦的亡国之音，袅袅不绝。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