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这篇是描绘春闺寂寞、春愁无奈的闺怨之作。
上片写主人公为年华易逝而伤怀，首句以时光开篇，颇具杀伤力，“锦样年华”说的是年华如锦缎一样绚烂，无限美好，却无奈流年似水，流逝得太快。只有忽然回忆起来，才体会到往昔青春的难能可贵，因岁月无情而落泪。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情绪哀婉细腻，柔情一缕，九转回肠，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多愁”、“多病”总是连在一起，词中拟她口吻的这个少女，显然也是多病而疏慵无绪的。因病后体虚，一梳头就总会掉头发，古代女子除相貌外最注重头发的修饰，未免对镜梳头也难以鼓起勇气。
词到下片转换视角，写借着女主人公眼睛看到的窗外的景象，这里“一径绿云修竹怨，半窗红日落花愁”构成对仗，却只觉得是处无聊，那如云的绿竹尽是怨念，飘扬的落花尽是愁绪。尤其是，风景年年不变，青春却一年年地耗过去了，心里便越发凄楚，徒剩无奈。末句描画词中女子怏怏地放下帘钩，想要把这些愁绪统统隔在窗外。这又是一个巧妙的修辞。一再把愁思这种无色无形的东西具象化，从而表现出无奈和悲伤始终伴在少女周围。
全词以时间开端、结束，惜春伤怀的主题更加深化。点醒了对于青春易逝的警觉。清怨绵绵，几类“花间”语。
作者在文章中将苍蝇喻小人，铺叙苍蝇的三大罪孽，鞭挞小人的可恶、可憎与可畏，揭露谗言乱国的危害性。作者将深刻的思想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激愤之情表现得更为深切，使情、事、理在强烈的形象性与和谐的音乐性中自然地融为一体，在耐人寻味之中发人深省。
《憎苍蝇赋》是一篇徘赋，篇幅不长，虽然仅五个自然段，但却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情绪显露明白无遗。整篇赋的结构比较简单，呈现近乎“总——分——总”的结构特点，线索也较为明确，以对苍蝇的厌恶之情为全文的发展脉络。
赋的首段写了苍蝇是个微物，不像蜂虿那样有毒尾，也不像蚊虻那样有尖锐的嘴，易于满足，但却不招人喜欢。作者在此便提出问题，并简短根据苍蝇不讨喜的习惯“终日而营营”进行了回答：“其在物也虽微，其为害也至要”，将苍蝇的危害性质直接呈现给阅读者。文章紧接着便详细地将苍蝇的三大害处逐一铺叙开来，通过苍蝇给人们造成危害的具体描写，更进一步地将厌恶之情具体发泄出来。其一害是，在华屋广厦之下，扰人美梦，致僮仆“巨扇挥扬，咸头垂而腕脱，每立寐而颠僵”使人不得安歇。一句“孔子何由见周公于仿佛，庄生安得与蝴蝶而飞扬”，道尽了无法舒适进入梦乡的无奈。其二害是，人们在峻宇高堂之上设宴款待宾客时，因苍蝇的沾染而使众宾客无暇清谈，惊惶失措，“王衍何暇于清谈，贾谊堪为之太息”的慨叹便是由此顺然发出。其三害是，由于食物受到苍蝇的污染，致其淋漓败坏，结果妨碍了人们收藏美味佳肴，也使亲朋相聚无以为欢，只得败兴而归。这三害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详细具体而又不显累赘，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文章最后讨论谗言乱国的危害性，同时正面痛斥小人之辈，指责他们说：“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 修国，诚可嫉而可憎！”给读者以讽喻之思，既表达了作者对那些谗言乱国之人的憎恶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全赋的主旨所在，讽刺效果非常显著。
统而言之，全赋小中见大，通过苍蝇具体害处的描写，不仅写出了对苍蝇的憎恶之情，更是体物写志，将不讨喜的苍蝇比作是祸国殃民的谗人，隐喻地表达出作者对小人的批评和憎恶，及其作者对当时朝廷现实状况的不满。从这篇赋可以看出作者辞赋在题材内容上的拓展和创新，以细小之物为赋的组织材料，而且思想含义深刻；此外，这篇赋在艺术表现上的成就，也突出地表现了作者在辞赋上的独特风貌。作者在学习前人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又独创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并确立了宋代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的主导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
这是一首小令，抒写的是作者游宴后邀朋乘舟晚归时的情景，是作者描写自然风光、表现闲适放逸生活情调的代表作。小令前五句写景，以浓墨重彩由远及近、由面及点、由实及虚地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境界恢宏的秋江晚霞图；最后两句是写人，通过作者与友人的对话表现其归隐生活的惬意。全曲语言通俗而不乏文采，笔调轻松而富于情韵。
首二句“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形象地写出了时间、地点。芦花在秋天开放，这是一个霞光明丽的秋天的傍晚。“水面”“船头”“芦花”三者组合在一起，表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色彩。这二句字面没有写人，然而抒情主人公已在其中，他的目光由远而近，在船头停住，所以说：“铺水面辉辉晚霞，点船头细细芦花。”“辉辉”“细细”是仔细观察体会的结果，因为细，所以芦花下垂，所以会点着船头，他看得那么细，那么有味，可见其心绪之恬静悠逸。
次三句“缸中酒似绳，天外山如画，占秋江一片鸥沙”，再由近而远，描绘山水。这三句也没有写人，而又句句写人，——原来这位抒情主人公正坐在船中喝酒，所以有这时间、这心情去欣赏远近景物。“酒似渑”，极言酒之多，还够他慢慢喝的，他就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地观赏景物。他看了水面晚霞、船头芦花之后，便放目望去，远山隐约可见，在宽阔的江面上有一片栖息水鸥的沙渚。山水如此淡雅闲静，这是把抒情主人公的心态物化了。远近上下的景物全由“我”将其连缀组合成一个整体画面，并且是物“我”交融的。
最后二句“若问谁家是俺家，红树里柴门那搭”以自问自答作结。这“红树”“柴门”所在的地方，从抒情主人公的视线看，当是在鸥沙附近的秋江之畔，而且也只有这样画面才完整，色调浓淡相衬而又和谐，与首二句相应而圆合。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至此才直写人物，自道府第，看来他也有点憋不住了，饶有趣味。
因陈铎作曲，化用前人的较多，故常被论家指斥，或谓其“曲多蹈袭（《曲苑·雨村曲话》），或说他“所为散套，既多抄袭，亦少才情”（何良俊《四友斋曲说》），而对他精通声韵协律合乐的制曲艺艺术却是一致公认的。即便批评他“多抄袭”的何良俊也不得不肯定他在声韵艺术方面的成就：“字句流丽，可入弦索。《三弄梅花》一阕，颇称作家。”（《四友斋曲说》）顾启元则更为概括地对此作了肯定：“陈铎为指挥，善词曲，又善谑。”（《客座曲话》）这二“善”当然仅是从制曲艺术而言的，并完全扣住了曲的特点和陈铎的独到之处。陈铎确实是善谑的，如上举诸曲，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谑味，而在《滑稽余韵》集中更是比比皆是，真可谓竭尽揶揄调侃之能事。
总之，尽管陈铎有“蹈袭”之病，而作为讲究声韵必须合律的散曲艺术而言，人以“能手”“乐王”称之，适得其所，而广泛而又生动地反映明弘治正德间社会生活面貌的《滑稽余韵》集更属他人所无，前人都充分肯定了他所作出的贡献。汪廷讷曰：“曲虽小技乎，摹写人情，藻绘物采，实为有声之画……金元作者尚矣。于昭代，独北面陈大声氏。……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借使骚雅属耳，击节赏音。里人闻之，亦且心醉。”（《刻陈大声全集序》）曹学佺曰：“其所著有《梨云》《可雪》《月香》《纳锦郎》诸稿，而《滑稽余韵》……则又妙极俳谐，令人绝倒。大都流丽清圆，丰藻绵密，事尽而思不乏趣，言浅而情弥刺骨。”（《汪昌朝精订陈大声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