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为登眺之作，上片写登高所见、所闻，下片写登泰山而产生的自我渺小之感。词中，景象苍莽，境界阔大，充满着对人间伟观的赞叹，也表现了词人开阔的胸怀襟度。同时，“江山残照”之景其字面组合，及“悲啸”、“醉眼”等，也隐藏着词人的家国之痛。
江山残照，落落舒清眺——落落：清晰的样子。清眺：开阔而清晰的视野。这两句是说在泰山顶上，夕阳馀晖映照下的无限江山，苍莽辽阔，可以极目四望，尽情展开视野。在壮美的景色中，词人胸怀也因之宽广，不禁忘却了烦恼与哀痛，陶醉于大自然的造化之中。这两句写景峭拔雄健，气度恢弘，渲染了苍凉旷荡的氛围。“落落舒清眺”受杜甫《次空灵岸》诗“落落展清眺”之影响，但易“展”为“舒”，不仅是平仄格律的要求，而且突出了心情之舒畅和意境之清远。
涧壑风来号万窍，尽入长松悲啸——涧壑：山的沟谷。窍：孔洞。涧壑风来，山鸣应，松林也在风中怒吼悲鸣，林涛奔涌。这两句没有继续写视觉所见，而是转入对听觉形象的描写，在极短的篇幅里面，描写极其丰富的内容，使读者对泰山有了一个立体的多维印象。《庄子·齐物论》：“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这两句便是由此脱胎而出。其一从山谷中写风，一从松林问写风。风不可见，借物而知，一“号”一“啸”，极为雄壮，富于表现力。“入”字将谷中风和松问风自然完美地连在一起，动感十足。“悲”字又具有词人的主观色彩，同时开启后片的抒情。
井蛙瀚海云涛，醯鸡日远天高——《孟子·尽心上》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泰山以其高耸特立，视野开阔，历来为登临的人们所赞叹。词人登泰山而纵览，自比于井蛙见到波涛如云，醯鸡见到天高日远，大开了眼界。“井蛙”出于《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井底之蛙，由于受所处狭小环境的局限，不知道有个大海，因此也不可能去谈论大海。词中以井蛙与瀚海、云涛并列，不用动词连接，只是把几个小大悬殊的事物放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自然发展了原出典的意思。“醯（xi）鸡”见《庄子·田子方》篇，写孔子求见老聃问道后，出来告诉颜回说：“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欤!微（没有）夫子（指老聃）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鸡是醋瓮中的蠛蠓（一种小虫），瓮有盖子盖着，不见天日；一旦揭去盖子（发覆），它就见到天了。词人登上泰山，也有这种感受。
醉眼千峰顶上，世间多少秋毫——秋毫：鸟兽之毛至秋更生，细而末锐，谓之秋毫。比喻事物之微细。作者为眼前的奇妙景象所陶醉，站在千峰顶上，在大自然奇景中，领悟到了人世万物如秋毫之末，都微不足道，顿时忘却了各种烦恼与哀愁。“醉”字用得极其生动传神，不仅是酒醉，泰山的壮景更使词人陶醉。而醉眼迷蒙的词人形象，也正与壮景相融。
全词短短八句，四处化用《庄子》中的语句，却不向老庄思想中讨生活，中间也并非枯燥说理，而是以形象语抒发情怀，风格清脚沉郁，显得自然而精炼。
题目是“口占”，名符其实，通篇以口语出之，从“寄语”之下，都是答辞。首句点出对方身份——歌妓。“好将幽梦恼襄王”出自宋玉《高唐赋》。这二句意在告诉对方不要来纠缠我，还是找别人去吧。由此可见，道潜之信守佛戒，不近女色，并非是意志力克制的结果，而是已人定界，此心已死。
“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后二句解释原因：“我”潜心修禅，心无余物，就像沾染了泥的柳絮，沉于地面，不可能随风飘浮了，“我”也不会因你的挑逗而动凡心。这句以柳絮沾泥后不再飘飞，比喻心情沉寂不复波动。柳絮轻飘于天，随风逐舞，犹如人之浮于世；絮之沾泥，犹如人之出于世。
这就是佛家的禅心之所在，佛家有“放心”之说，盖指心猿意马；柳絮沾泥不再飘浮，喻禅心已定，心如止水，“放心”已“收”。诗人之不为声色所动，不是有意识地恪守佛门戒律，刻意约束自己，而是心已入定，形如死灰，春风吹不起半点涟漪。佛门说法，本重比喻，道潜以佛徒身分而用之于诗，可谓不忘其本。而此喻之妙，犹有可说者。春风飘絮，本是自然现象，春天最容易引起感情的波动，柳絮也常以其“轻浮”之质，被赋予男女感情的色彩。这里，不仅柳絮沾泥，风吹不起为人们所习见，因而颇能引起会心的感受，而且，在禅心观照下，以轻质为重质，化喧为寂，设想也颇为别出心裁。
由于作者是位佛徒，人们理解该诗，或许多着重于他对佛门戒律的自觉遵守，即所谓不涉邪淫。然而，从禅家理论来看，其意义尚不止于此。《大乘义章》卷十三说：“禅定之心正取所缘，名曰思维。······所言定者，当体为名，心住一缘，离于散动，故名为定。”禅定，本指坐禅时住心于一境。广义地看，坚守禅心，不受干扰，如絮之沾泥，风吹不起，不也就是禅定的功夫么。诗人不受女色之诱，并不是由于意识到佛门戒律，更不是害怕别人的指责，而是他本来就心如止水。这不由得使世人想起了“二祖安心”的公案。禅要自己参，心要自己安。道潜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正是他本人已经“安心”的结果。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
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羁旅蜀地，不能及时返乡，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看见队队大雁向北归飞向中原地带，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此诗寄托了深切的乡思感情，并流露出对朝廷的系念和对国事的关心。全诗情景交融，构思精巧，先赋后兴，独具特色。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点明了时间和客居情况，表达急切渴望回归故乡的心情。安史之乱以后，八年来，杜甫带着一家老小背井离乡，从长安、洛阳、秦州辗转流离到四川成都。诗中“东来”二字亦作“春来”。这年初春，他在川北的阆州飘泊时，就已经作好了准备，打算由水路下渝州出峡，以便回河南老家。但由于老朋友严武第二次到成都任东西川节度使，邀请杜甫到成都，于是打消了出峡的念头，举家重新迁回成都草堂居住。“万里客”三字，饱含着经年奔波的凄楚况味和浓烈的乡思之情。此时，安史之乱已经平息，按说应当回家了。他在不久前写的“生平第一首快诗”（浦起龙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就满怀激情地表示过：“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如今又来到成都，早就萦绕于怀的回乡之愿，不知要到何年才能实现？一个问句，表现了诗人渴望回乡而不能的急迫心情。
正当诗人为乡情所苦、愁思百结的时候，一队队大雁正从滨临锦江的成都上空，高高地向北归飞。“高高”有自由自在、畅通无阻之意。大雁北飞之地就是中原地带，它既是作者故乡的所在地，也是唐王朝中央政权的所在地。诗人想到大雁一年一度地回到故乡，而自己却多年滞留异地，不禁愁思缕缕。
这首诗短小精悍，含义隽永，余味无穷。这原因，一方面是诗人将自己的一片真情，融于字里行间，在平易朴实的语言里，蕴含着强烈的激情。另一方面，写归雁的诗，往往都是先从大雁本身着笔，然后再抒发议论，然而这首诗却是先写思归的心情，一开始就直抒胸怀，先给读者一个思乡的强烈印象，然后再将描写的笔触对准空中的大雁，让生动的形象去充分体现作者的思想，给人以具象化的感觉，先赋而后兴。
不仅使情景交融，也使思乡恋国之情表达得更为强烈，更为深长。另外，在绝句格式上，这一首采用了对起散结的方式。盛唐绝句重散行，四个散句起承转合，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而此诗一、二句用了对偶。后两句用散句，又纯任天然。这样，在形式上把精巧与自然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读来节奏优美，“神味高远”（浦起龙语）。杜甫“常常把绝句作为遣兴手段，即兴漫成，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形式上有意识进行多种尝试。”（周啸天《唐绝句史》）从这首五言绝句中，也可以看出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