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
这篇赋通过想象描写了屈原的经历,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悲伤绝望的心情,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景仰之情,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思,更是表达了他不屈服现实、勇于抗争的决心与勇气。全文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语言明畅,感情真挚,充盈着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被认为是发屈原之心的作品,其词气与屈原暗合。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此诗通过皎皎明月抒发主人公的愁思。其主题有两种解读:一说塑造了一个久客异乡、愁思辗转、夜不能寐的游子形象;一说刻画了一个独守空闺、愁思难寐、徘徊辗转的闺中女子形象。全诗充分运用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主人公丰富复杂的情感是通过人物的自我意识活动以及由意识而诱发的行动来表现的,具有文学的形象性,而且更把人物的心理和感情揉合在一起,富有抒情诗的特质。
按第一种说法,此诗为游子思乡之作。
游子的乡愁是由皎皎明月引起的。更深人静,那千里与共的明月,最易勾引起羁旅人的思绪。谢庄《月赋》曰:“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静夜思》曰:“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对于这首无名氏古诗中的主人公来说,同样是这种情绪。“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当他开始看到明月如此皎洁时,也许是兴奋的赞赏的。银色的清辉透过轻薄透光的罗帐,照着这位拥衾而卧的人。可是,夜已深沉,他辗转反侧,尚未入眠。
不是过于耀眼的月光打扰他的睡眠,而是“忧愁不能寐”。他怎么也睡不着,便索性“揽衣”而“起”,在室内“徘徊”起来。游子“看月”“失眠”“揽衣”“起床”“徘徊”这一连串的动作,说明他醒着的时间长,实在无法入睡;同时说明他心中忧愁很深。尤其是那起徘徊”的情态,深刻地揭示了他内心痛苦的剧烈。
诗写到这里,写出了“忧愁不能寐”的种种情状,接着写“忧愁”的原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这是全诗的关键语,画龙点睛,点明主题。这两句虽是直说缘由,但语有余意,耐人寻味。“客行”既有“乐”,为何又说“不如早旋归”呢?实际上他乡作客,何乐而言。正如汉乐府相如歌辞《饮马长城窟行》所说:“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与相为言。”而异乡游子欲归不归的情状和他们所处的客观现实是密切联系着的。即如此诗的作者,大概是东汉时一个无名文人,在他那个时代,往往为营求功名而旅食京师,却又仕途阻滞,进退两难。这两句诗正刻划出他想归而不得归无可奈何的心情,是十分真切的。
作者点出这种欲归不得的处境后,下面四句又像开头四句那样,通过主人公的动作进一步表现他心灵最深层的痛苦。前面写到“揽衣起徘徊”,尚是在室内走走,但感到还是无法排遣心中的烦闷,于是他走出户外了。然而,“出户彷徨”,半夜三更,他像梦游似的,独自在月下彷徨,更有一阵孤独感袭上心头。“愁思当告谁?”正是这种“独”、这种“彷徨”的具体感受了。古乐府《悲歌》云:“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于是诗人情不自禁地向千里之外的故乡云树引领而望,可是又不能获得“可以当归”的效果,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失望。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感情上的折磨了,他又回到室内去。从“出户”到“入房”,这一出一入,把游子心中翻腾的愁情推向顶点,以至再也禁不住“泪下沾裳衣”了。全诗共十句,除了“客行”二句外,所描写的都是极其具体的行动,而这些行动是一个紧接着一个,是一层深似一层,细致地刻画了游子欲归不得的心理状态,手法是很高明的。
按第二种说法,此诗抒发女子闺中望夫之慨。
闺中女子的愁思由明月引起。这里的“罗床帏”指闺房。夜深人静,孤寂难耐的时候,月光皎洁照耀着床帐。原本“忧愁不能寐”,月光的照临更勾起若许的情思,只好披衣而起,徘徊于闺室。开头两联,就形象生动地把一个辗转徘徊的孤闺女子亮相于明月清辉之中。“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是女子心头对“客行”在外游子的劝说,有抱怨,也有期许。这一联是对全诗主题的揭示。但说归说,怨归怨,在此时此刻他不能听见,也不能回来。这满腹的愁思无人可以告诉。无可奈何,只好孤独地到院子里去流连彷徨,去对月倾诉。但月亮照我影,却难慰我情,抬头仰望愈久,而“忧愁”愈添,不得不回到房屋里去,止不住的泪水打湿了衣裳。这里诗人以泪写愁,以泪写苦,以泪写思念,“泪下沾裳衣”不但说泪多,而且把情感推向高峰。后两联如泣如诉,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