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这首词是一首咏梅词。上片写形貌,下片说神理。上下两片又分别写出来梅花的外部特征和梅花的内在品格。以为堪惜、堪怜,一切皆出自于伤心人的眼中及心中。
上片始二句从心理感受上落笔,虽不正面描绘梅花,但梅花之神韵已出。继二句则把笔宕开,写梅边之竹,说那朦胧的月色下,斑竹历历,就好像是玉条上滴洒了点点泪水。
下片承前二句意,说那是怕梅花太冷,所以特加了竹林围护。这又从护梅之竹,从侧面烘托梅之娇贵。构想可谓奇绝。最后二句再宕笔写去,说梅花也有魂,她特于今夜月上时归来。
容若在词中所写的感受,环佩归来月上时,语意沉痛。虽是化用前人句,却自有神魂。似乎是在说他已经预感到恋人似那远嫁异域不能生还的王昭君,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身边了。和姜夔一样此生花开尽,旧情难待。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首联是单株牡丹的特写图。开头借用《典略》典故,以锦帷乍卷、容颜初露的卫夫人形容牡丹初放时的艳丽夺目含羞娇艳。次句用《说苑》典故,原典是鄂君举绣被拥越人,此谓“绣被犹堆越鄂君”,清人马位《秋窗随笔》及桂馥《札朴》已指出其为误用(桂谓当为“楚鄂君”)。诗人将牡丹的绿叶想象成鄂君的绣被,将牡丹花想象成绣被覆盖的越人,传神地描绘初开的牡丹花在绿叶的簇拥中鲜艳的风采。“犹堆”二字刻画花苞初盛时绿叶紧包的形状,与“初卷”相呼应。
颔联展示牡丹随风摇曳时的绰约丰姿。垂手、折越都是舞名,亦指舞姿。玉佩指舞女身上佩戴的玉制饰物;郁金裙指郁金草染色的裙。这两句以舞者翩翩起舞时垂手折越,佩饰翻动,长裙飘扬的轻盈姿态来作比喻,牡丹花叶在迎风起舞时起伏翻卷,摇曳多姿的形象。
前两联重在描绘牡丹静中的形态,颈联具体地描写了牡丹的色香。“石家蜡烛何曾剪”形容牡丹的颜色像燃烧着的大片烛火,却无须修剪烛芯。“何曾剪”西晋石崇豪奢至极,用蜡烛当柴,烛芯自不必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是说牡丹的芳香本自天生,岂待香炉熏烘。据说荀彧到人家,坐处三日香。旧时衣香皆由香炉熏成,荀令自然身香,所以说“可待熏”。
尾联写诗人陶醉于国色天香,恍惚梦见了巫山神女,盼望她传授一支生花彩笔,将思慕之情题写在这花叶上,寄给巫山神女。梦中传彩笔,典出《南史·江淹传》,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明诗人心摇神荡的兴奋激动之情。
这首诗构思巧妙,借物比人,又以人拟物,借卫夫人、越人、贵家舞伎、石家燃烛、荀令香炉等故事描写牡丹花叶的风姿绰约、艳丽色彩和馥郁香味,使牡丹的情态毕现。最后诗人突发奇想,欲寄牡丹花叶于巫山神女。明写牡丹,暗颂佳人,一实一虚,别具一格,令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