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生百年,世事纷乱繁多,让人忧愁思虑不尽。
阳光任意的洒落在世间,河水凭着心情随意流淌。
礼乐拘禁住了姬旦,诗书束缚住了孔丘。
不如枕在高高的枕头上,时时求得长醉以消除愁闷。
注释
扰扰:混乱、扮乱的样子。
悠悠:众多的样子。
随意:相当于任意,任凭己意。
礼乐:礼和乐的总称。
光:拘禁。此指约束。
姬旦:历史上称为周公,周文王之子,辅佐武王灭纣。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长大后,周公归政于成王,成王赐天子札乐。
诗:指《诗经》。
书:指《尚书》。
孔丘:字仲尼,后世称他孔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高枕枕:安卧。比喻安闲无忧。
此诗题为赠人,实为叙志咏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此诗通过讥嘲周公、孔子和向往自由的表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只好向醉中逃避。
首二句,先写“百年”,次写“万事”,以“百”、“万”两个约数接“扰扰”、“悠悠”,且以表示内在感情的“长”、“悉”相衔接,概括了时间、空间和人事的纷繁,显示出诗人厌烦尘嚣、追求解脱的心理。由于诗人在现实中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以致“才高位下,免责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焉”(《自撰墓志》)。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原先以正统儒者自居,以周公、孔子为楷模,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进行深刻反思。
反思的结果,使他觉悟到:正是“礼乐”囚禁了“姬旦”,“诗书”缚住了“孔丘”。囚禁、束缚二句,在前两句的映衬对比下,显得分外强烈、沉痛。日出日落尚且可以随意自然,洋洋河水尚且可以任情东流,不必说是人了。自然是不必要既受礼乐的束缚,又受人事的拘牵,在忧生嗟世中作徒然的努力了。“日光”、“河水”一联,诗人以自然的景象与不自由的自我进行对比,至“礼乐”、“诗书”一联发而为愤激语。诗人决心皈依自然,过清静无为的生活。而皈依自然,归隐田庐,不仅永远做不了圣人,还必须放弃一整套与正统儒家思想相关联的处世准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来对抗社会,以取得心理上的平衡。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就是睡与醉。
“不如高枕枕,时取醉消愁。”睡,代表不以世事为念的生活;醉,意味着对社会的消极反抗。这也就是诗人在《田家三首》《醉后》《过酒家五首》中所说的:“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史载王绩嗜酒,为六合县丞,即因嗜酒被劾去职。《全唐诗》今存王绩诗一卷,多绕酒气。不仅是里多次出现“酒”和“醉”等字眼,其诗题中亦多“酒”字。虽篇篇有酒,但无一醉语。
就这首诗而论,表现出的,不仅有他所企慕的阮籍、陶潜的萧疏旷达之风,而且以自然的语言,遒健的气概,涤净初唐排偶板滞之习,与他著名的《野望》诸诗一起,透露出唐诗未来的新曙光。
这首诗是赠友之作,具体创作时间不详。在隋、唐两代都曾出仕的王绩,早年曾有襟怀抱负。自谓“弱龄有奇调,无事不兼修”,“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晚年叙志示翟处士》)。但在隋唐之际的乱世,他所期待的诏书始终没有到来,“觅封侯”更谈何容易。中年逢丧乱后,便绝意仕进,归隐田庐,过他“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策杖寻隐士》)的生活去了。这首诗也是这一时期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
这首诗首联把三十多年前谈笑风生的情景,重新展现在眼前。颔联写此时与卢君聚首,共同披阅他的诗卷,发现有很多是赠给元稹的。颈联转入正面抒情。尾联诗人又用“闻道”一语领起,宕开诗境,悼念之情十分深远。这首诗直抒胸臆,纯任自然。
诗一开始,全是叙事,仿佛与卢子蒙面对面谈心。诗句追溯往事,事相自见深情。头两句,把三十多年前与微之论诗衡文,睥睨当世,谈笑风生的情景,重新展现在眼前。大意是:当年就经常听到元稹诵读您的诗,只恨当时无缘结识您。
接下去,三、四句写此时与卢君聚首,共同披阅他的诗卷,发现有很多是赠给元稹的,诗集相突然跳出了元微之的名字,眼前便闪现出微之的影子,诗情也就急转直下,发为变徵之音。
五六两句,转入正面抒情。“相看”一句,描绘了一瞬间的神态:两个老人,想着两人共同的挚友已经仙去,而活着的也都老态龙钟,于是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老泪纵横,却都不说一句话。
诗篇至此,一种无声之恸,已够摧裂肺肝,而全诗也已经神完气足了。最后两句,诗人又用“闻道”一语领起,宕开诗境,写听说元稹的坟头白杨已经长至三丈长了。说明岁月流逝很这样快,悼念之情十分深远。
这首诗,直抒胸臆,纯任自然,八句一气贯串,令人读起来感到感情强烈逼人,不容换气。全诗用“四支”韵,本来是不十分响的韵部,到了诗人笔下,却变得浏亮哀远,效果十分强烈。古来怀友的佳作大多感情真挚、深刻,白居易此诗是悼亡友,在真挚、深刻之外,又多了一重凄怆的色彩。
此诗首联两句从贬官一事说起,安慰朋友不要伤怀过度,并且说自己从前也曾去过闽中。中间两联承上,向朋友如实地介绍那里的荒僻而艰苦的环境。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匈奴王诈称苏武已死,汉朝乃托称苏武于雁足系书传至汉朝,匈奴王无法推托,只好放苏武回国,故后世又以“雁书”作为书信的代称。因此“大都秋雁少”一句亦含有地处偏远、消息闭塞之意。下句“只是夜猿多”一句暗用郦道元《水经注·三峡》中所引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之意。五六两句连读,言一路都是崇山峻岭,云雾缭绕莫要说起,而且还有山林中的毒气(瘴疠)时刻会侵蚀人身,危及生命。云山合,有云雾笼罩山间的意思。下句的“和”,本意是跟着唱。“瘴疠和”是说南方那种瘴疠之气也会跟着“云山合”的阴暗环境一起来助纣为虐,加倍地害人。
这首诗写了朋友的安慰、忠告、劝勉和祝愿之意。诗人担心友人郑姓侍御史的被贬而心中不平、不安,所以诗人在起首就提醒郑侍御对被谪放这件事不要产生恨意,并且以过来人的身分告诉闽中的环境特征;也告诉他复职的希望,所以只要注意旅途上的安全以及意在言外的其它风波外,其它不必耽心。诗人是一位重气节,疾恶如仇的人,若非友人有冤屈,他是不会这么劝的,他希望他的友人能够忍受下来,等待水落石出的一天,然后“自当逢雨露”,重返朝廷。大概贬谪之人最需雨露恩泽,因此诗人劝慰朋友,皇帝的恩泽一定会惠及远谪之人,劝勉朋友要珍重有为。这是至友的真关怀,颇有为友喊冤的意思在内。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