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 1168篇诗文
991年（太宗淳化二年），王禹偁从开封被贬官到商州，任团练副使。此诗即作于次年春。“一郡官闲唯副使（《清明日独酌》），团练副使在宋代是一个常被用以安置贬调官员的空衔，商州的生活条件在当时也很差。诗人便在那“坏舍床铺月，寒窗砚结澌”（《谪居感事》）的困苦条件下空怀壮志，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在这种状况中，以“拜章期悟主”（《谪居感事》）而无辜被贬的诗人，心情是十分愤懑的。这首七绝就是以触事兴感的形式，通过咏叹风折花枝这样的琐事来曲拆隐微地反映诗人凄苦的生活，并抒发心头的难言之痛。
诗人住所的竹篱下侧生长着桃杏树各一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的诗人简陋的住房就靠它装饰点缀着。可是这一日无情的春风不但吹断了几根花枝，连正在树头啭鸣的黄莺也给惊走了。于是诗人责问春风：你为什么容不得我家这点可怜的装饰呢？
春风无知，诗人责问得无理，但正是这无理的责问真切地描摹出了诗人心头的恼恨，由此也反衬出了诗人对那倾斜于篱前的桃杏和啭鸣于花间的黄莺的深厚感情，曲折地反映出了诗入生活的孤寂凄凉。同时，这一责问还另有含意。灼灼桃杏和呖呖莺声本是妆点这明媚春光的，而春风又正是召唤花开鸟啭的春天主宰。这有功无过的桃杏与黄莺不为春风所容，正是隐喻诗人的遭遇。以篇幅短小的绝句，不用一典而能包含十分丰富、深远的意蕴，技巧已臻化境。
《蔡宽夫诗话》记载，诗人作此诗后，其子曾提出诗的后半部分与杜甫诗“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相似，建议改写。诗人听后高兴地说：“我诗的命意竟能与杜子美暗合吗？”不但没改，还又咏一诗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苕溪渔隐丛话》引）此处杜甫诗是指《绝句漫兴九首》之二。诗人在遣辞命意上与杜甫诗有点类似，但师其辞而不师其意，包含有新的境界。
此诗首句写景；第二句落实景之所在，又引出诗人并点明其身分，为下文的发问作铺垫；第三句以发问来抒情；第四句补述所感之由。全诗篇幅虽小而布置得宜，曲折有致。
这首诗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闺中少女。前两句写这位少女的居住环境：旭日照到她那有花纹的格子窗棂上，晨光中，微风吹动轻柔的丝质窗帘。“朝日”、“光风”，视野开阔，色调明快；“日照”、“风动”富于动感；从“绮窗”写到“纨罗”，视线由窗外转至窗内。
后两句接写那女子，窗框恰似镜框，从中映出女子的形象。这两句用《诗经·卫风·硕人》的典故：“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蒨”通“倩”，形容样子美好；“犀”，瓠瓜儿的子儿，瓠瓜子又白又长，排列整齐，故用比方长得洁白整齐的牙齿；“蛾”，指蚕蛾细长弯曲的触须，用以比喻女子好看的眉毛。诗人并不从头到脚为那女子画像，而是击中笔力写她富于光彩的笑容与眸光；她甜甜地一笑，露出两排漂亮的牙齿；她秋波流转，扬起一对好看的眉毛。
首联入题，点明杭州的黑暗政治现状。残酷压迫人民的钱大王，虽然死去千年，但他的幽灵还在杭州游荡；而效忠吴国的伍子胥，却落得葬身鱼腹，尸骨不可寻的悲惨结局。这两句诗寄托史事，影射现实， “仍如在”是点睛之笔，强调指出国民政府在杭州的暴虐统治。含蓄而尖锐地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当今的“钱王”治下当顺民，还是步伍子胥后尘。这是从政治上暗示郁达夫，不要对浙江的国民政府当局抱任何幻想。
颔联从杭州的风光景色来说。“平楚日和”和“小山香满”，借对杭州幽美风景的描写，象征一种安乐、闲适的生活境界。 “憎”于“平楚日和”的“健翮”，“蔽”于“小山香满”的“高岑”，意思是说，翱翔云天，搏击风雨的雄鹰，厌恶风和日暖、平林漠漠的小天地；革命者如果陶醉在花香四溢的小山里，那就会遮蔽自己的政治视野，而不明革命的大理。鲁迅1928年去杭州时说：“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事隔几年，他把这一观感融进了诗句中。语重心长，严肃地提醒郁达夫：不要迷恋这样的生活环境；又热忱地鼓励郁达夫：要像“高岑”，要学“健翮”，做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
颈联又从杭州的名胜古迹来说。西湖畔，抗金名将岳飞，生前遭奸臣陷害，壮志未酬，死后留下一座坟坛，冷冷落落；孤山上，避世隐居的林逋，留下了梅林鹤冢，寂寞凄凉。这两句诗借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暗示郁达夫，纵然你有爱国之心，然而国民政府当局推行的是卖国政策，你也无所作为；退一步说，若是像林逋那样结庐自守，种梅养鹤，也只是孤寂无聊地度过一生，岂是出路，对郁达夫进行又一次恳切的劝告。
尾联从正面引导。既然杭州不是久留之地，那么又该到哪里去，鲁迅明确指出：“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足”字联结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作家和社会关系：“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给作家提供充足的“行吟”的题材；也只有“风波浩荡”的生活和斗争，才足以供作家“行吟”。鲁迅希望郁达夫到辽阔广大的地方去，经受大风大浪的锻炼，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写出对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作品。篇末点题，为郁达夫指明正确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首联写天气，统摄全局，极精采。两句诗应连起来读、连起来讲：飘浮的云朵在碧空里你来我往，忙于“议”，“议”什么？“议”究竟是“阴”好，还是“晴”好。“议”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说，接着便具体描写“山行”的经历和感受：“荷雨酒衣湿”，下起雨来了；“鹊声喧日出”，太阳又出来了。浮云议论不定，故阴晴也不定。宋人诗词中往往用拟人化手法写天气，姜夔《点绛唇》中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尤有名。但比较而言，王质以浮云“议阴晴”涵盖全篇，更具匠心。
“荷雨”一联承“阴”。先说“荷雨”，后说“酒衣湿”，见得先听见雨打荷叶声而后才意识到下雨，才感觉到“衣湿”。这雨当然比“沽衣欲湿杏花雨”大一点，但大得也有限。同时，有荷花的季节衣服被雨酒湿，反而凉爽些。“蘋风”是从浮萍之间吹来的风，说它“吹袖清”，见得那风也并不狂。雨已湿衣，再加风吹，其主观感受是“清”而不是寒，表明如果没有这风和雨，“山行”者就会感到炎热了。
“鹊声”一联承“晴”。喜鹊喜干厌湿，所以叫“干鹊”。雨过天晴，喜鹊“喧”叫，这表现了鹊的喜悦，也传达了人的喜悦。试想：荷雨湿衣,虽然暂时带来爽意，但如果继续下，没完没了，“山行”者就不会很愉快；所以诗人写鹊“喧”，也正是为了传达自己的心声。“喧”后接“日出”，造句生新：“喜鹊喧叫：‘太阳出来了！’多么传神！“鹊声喧日出“，引人向上看，由“鹊”及“日”；“鸥性狎波平”引人向下看，由“鸥”及“波”。鸥，生性爱水，但如果风急浪涌，它也受不了。如今雨霁风和，“波平”如镜，鸥自然尽情玩乐。“狎”字也像“喧”字一样用得很精彩，“狎”有“亲热”的意思。也有“玩乐”的意思，这里都适用。
像首联一样，尾联也用拟人化手法，其区别在于前者正用，后者反用。有正才有反，从反面说，“山色不言语”，从正面说，自然是“山色能言语”。惟其能言语，所以下句用了个“唤”字。刚经过雨洗的“山色”忽受阳光照耀,明净秀丽，“不言语”已能“唤醒三日醒”；对于并未喝酒烂醉的人来说，自然更加神清气爽，赏心悦目。
以“山行”为题，结尾才点出“山”，表明人在“山色”之中。全篇未见“行”字，但从浮云往来到荷雨湿衣、蘋风吹袖、鹊声喧日、鸥性狎波，都是“山行”过程中的经历、见闻和感受。合起来，就是所谓“山行即事”。全诗写得兴会淋漓，景美情浓，艺术构思也相当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