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内容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集中代表了庄子的哲学思想。“逍遥游”是庄子的人生理想，是庄子人生论的核心内容。“逍遥游”是指“无所待而游无穷”，对世俗之物无所依赖，与自然化而为一，不受任何束缚自由地游于世间。“逍遥”，在庄子这里是指人超越了世俗观念及其价值的限制而达到的最大的精神自由。“游”，并不是指形体之游，更重要的是指精神之游，形体上的束缚被消解后，自然就可以悠游于世。逍遥游就是超脱万物、无所依赖、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庄子看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最好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两者体现了一种精神自由和天人合一的精神逍遥游
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圣人无名”，是全篇的主体，从对比许多不能“逍遥”的例子说明，要得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无己”“无功”“无名”。
以奇特的想象，展现了大鲲化为大鹏，大鹏由北冥徙于南冥的壮观图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极形容其声势之磅礴、飞之高、去之远。接着就从“上者九万里”一句荡开两笔：一写自天上九万里看地面，只见“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自地下看天空，苍茫一片，“其远而无所至极”。抽象的九万里，成为可感的景象。二是以连类譬喻的手法，解说大鹏高飞九万里的缘故。水浅不能承大舟，风九万里之厚才能负大翼，其理显而易明。这些都似说得很随意，但前可证之天文，后可证之物理，蕴含了光辉的科学思想。说理完全寓于形象之中。
蜩与学鸠之笑大鹏，是大鹏展翅的一种反衬。两相对比之后，以“小知不及大知”结上，以“小年不及大年”启下。朝菌、蟪蛄、冥灵、大椿、彭祖、众人年寿的排比，植物与动物，自然界与社会界皆囊括其中。汤之问棘与上述内容有所重复，但并非多余。“是已”一词表示这有引证的作用，而且把小雀笑大鹏之事加以铺张扬厉，突出“小大之辩”的结论，为下文铺垫。
“故夫”是承上之词，表明所说之事承斥笑大鹏而来。“知效一官”者流，实为社会上德才兼备之佼佼者，可算人中之杰。“其自视也”非凡。但作者以为，“亦若此矣”，只不过如斥之自以为“飞之至也”一样可笑。他们累心于一官、一乡、一君、一国，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非自适其适者也”(《庄子·大宗师》)。宋荣子就比他们强，全社会的人夸奖他也不会因而更加努力，全社会的人非议他也不会为之沮丧。物我、是非、荣辱都有冷静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间毁誉的牵制。还有列子，能乘着风飞行，飘飘然超乎凡人。比之于“知效一官”者流，他们有更高的境界，犹大鹏之比于斥，均属小大之辩也。
上已明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不及”意味着绝非如郭象所云“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那种无差别境界，而是有大小高下之分的。
列子之有待，待于风，待于“旬有五日”，有环境、时间等条件的限制、依赖。大鹏之乘风九万里亦相类似。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乎自然的变化，不受一切条件的局限，时间无穷、空间无穷。“游无穷者”与大鹏、列子非小大之辩，而是有待无待之别。小大之辩只是量之差，在“有待”一点说，斥与大鹏、知效一官者流与宋荣子、列子并无二致；“有待”与“恶乎待”是质之异，有待是有限之游，非无穷之游；无穷之游才是逍遥之游，才是绝对的自由。
能够得到这种无穷之游的是至人、神人、圣人。常人悲乎！“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视功名为乌有，心中没有个“我”在，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何游而不逍遥！后篇几个寓言皆以阐发无功、无名、无己为义。
第二部分从“尧让天下于许由”至“窅然丧其天下焉”，紧承上一部分进一步阐述，说明“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
第三部分从“惠子谓庄子曰”至结尾，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要把无用有用，进一步表达了反对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志在不受任何拘束，追求优游自得的生活旨趣。
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从“有所待”达到“无所待”的精神境界。《逍遥游》中庄子运用了许多寓言来表述逍遥游的内涵，揭露世俗“有待”的表现。首先，庄子指出，大舟靠着积水之深才能航行，大鹏只有“培风”才能翱翔，因此他们都是“有所待者”。再如，庄子认为宋荣子的思想仍然处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局限并没有完全超越世俗定“内外”和辩“荣辱”的纷争，只是在这种纷争中不动心，因而不是真正的“无待”。庄子批判了世俗的有所待，提出了追求无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指出了从“有待”至‘无待”的具体途径。这就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至人”“神人”“圣人”都是“道”的化身和结合体，是庄子主张的理想人格。在庄子看来，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才能摆脱一切外物之累从“有待”达“无待”体会真正的逍遥游。
在《逍遥游》中，庄子用与惠子关于如何看待“大瓠”与“大树”之用的两段对话阐述了关于“无用”和“大用”的观点。惠子对庄子说：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非不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回以故事作为启发：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庄子对惠子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庄子告诉惠子怎样“巧用”这个“五石之瓠”，建议他可以把这种大葫芦作为腰舟系在身上，用来浮游于江湖之上，这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逍遥游”境界。由此可见，庄子很注重事物的内在使用价值，“无用”是事物的外在价值，而“用”是事物的内在价值，无用很可能有大用。从逍遥游角度来说，人应该注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自我价值，巧用“无用之用”来实现自我价值。
文章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游处于天地间，其精神与宇宙一体化，自我无穷地开放，向内打通自己，向外与他人他物相感通、相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物我的界限便可消除，时空的限制无复感觉。“游于无穷，彼且恶乎待哉！”至人是个自由超越者，他从形相世界的拘限中超脱出来，获得大解放，达到“无待”的境界——心灵无穷地开放，与外物相冥合。如此，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随遇而安，自由自在。庄子对至人的描述，体现出逍遥游理想人格的一些特点。
其一，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真实性。在庄子的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囿、哀乐之情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庄子理想人格所趋向的精神境界就是对这种人生困境的超脱，即摆脱各种精神纷扰，建立一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这是真实和理智的。庄子通过对死生观念的超越，使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都不存在了。他主张喜怒哀乐应顺于自然，“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庄子同时还实现了对世俗事务的超脱，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态度。“芒然徨乎尘垢之夕卜，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总之，庄子理想人格认为通过精神修养可以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消融，从而形成安宁的心理环境，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可行的。
其二，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理想性。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本质内容是对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这就是庄子追求的绝对自由——无待、无累、无患的“逍遥”。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或矛盾的个人自由自在的存在，一种一切感性存在皆被升华为“道通为一”因而无任何人生负累的心境。显然，这种自由的理想——无人生之累——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真实地和完全地存在，而只能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里表现出来；这种“逍遥”心境的形成——一切感性、情感的理性、理智升华也不是一般的思维认识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对万物根源“道”的直观体悟。庄子所认识和追求的自由——“逍遥”，是一种情态自由，庄子主要是从个人的无负累的心境状态、或逍遥自在的心情感受的角度来认识和描述自由的。这种感受只能以某种感性的、直观的形式显现；这种心境也只能是缺乏现实基础的、个人孤独生活的精神理想。“自由”离远古时代的人们还太远，然而庄子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自由思想，毕竟表明他发现了作为必然性的具体形态的人生困境，提出了一种超脱方法，描述了一种自由的心境或隋态，引领人们实现自我觉醒和自我超越。
其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具有幻想性。在庄子的理想人格身上，还表现出一种异于世人的神奇性能，这使得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具有某种神话式的幻想性。《庄子》中理想人格的名号非常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等，庄子逍遥游理想人格的名号虽不同，但其精神境界所表述的内容是相同的，而且理想人格在饮食起居、行为功能等方面都表现出神异性。例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理想人格的这些奇异的性能表现了超脱世俗的思想。这种思想的形成，一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有关。生活资料的匮乏，无法抵御的以水、火为代表的凶猛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山川河海的阻隔，最后降临的更是人人皆无法逃脱的死亡，凡此种种，都是古代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战胜，而只能通过幻想在神话中战胜的对象。庄子理想人格所具有的神异性能，正是这种感情愿望的反映。二与庄子思想的文化背景有关。庄子是楚国贵族后裔，于楚文化有很深的背景。庄子思想洋溢充盈的文学特质是浪漫多姿的楚文化的映照，理想人格的神异性能则是楚地巫风祠祀盛行、神话鬼说丰富的烙印。三与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身有关。庄子人生哲学所追求的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精神自由，是一种情态自由，一种理想性质的心境，它本身因为缺乏具体的、用来作界定的理论概念，而难以得到更明确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揭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借助超凡脱俗的神话形象来表达“道”的思想观念，描绘“逍遥”的精神境界。
艺术特色
《逍遥游》在构思上采用了文学上的形象思维的写作手法，运用大量的浅近的寓言、神话、对话，文姿多彩。想象像匹骏马驰骋于宇宙，摄取与表达中心思想有关的妙趣横生的题材，生动、形象地宣传了作者的鄙视高官厚禄、死抱皇恩厚爵，否定现实，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的思想。对统治者以功爵笼络贤能的伪善给予深刻的揭露，对后世散文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揽宇宙于一纸，包万物于一文的充满生机、遐想的《逍遥游》中，作者富有艺术魅力的文笔吸引了为数众多的读者，使作品成为中国古代寓言体论说文中一篇著名的佳作。
全文构思精巧，善于使想象与现实结合，善于使对话与阐理结合，善于使讽刺与剖析结合，吸引边读边思，边思边读，读之有味味无穷成了庄子著作构思的特点。文章围绕着逍遥安排了设喻、阐理、表述三个部分。在设喻中，以鹏与鷃都无知借风力飞翔这一事实，各自显示傲慢得意的形态；顺势转入第二部分阐理上，从政的高官贵人平庸地显示自己的才能，像鷃雀的渺小可怜，最后提出靠豁达、无所求才能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自由虚无的境界。
设喻中先写了鹏的形体，从背与翼的强而有力，才能“击水三千里”直上九万里，才能有视苍天如海，观地下如烟的高傲之情。蝉、鸠只能在原地起跳，不能有鹏的高傲胸怀，鹏的背与翼再大没有风力的帮助，也是飞不上高空。小虫鸟不自量力正如有人非要和长寿的彭祖媲美一样的可怜。作者将鹏与鷃两个形体悬殊的飞鸟进行对比，点明都靠风力才能飞翔于空中，但由此而认为自己本领大，超群不凡就是无知可悲了。
文章顺势转入阐理，从有己与无己对照入手，有己的人们往往凭着自己的职位高才，可以达到“四个一”的地步，对国君能尽职，也只能靠权势发挥平庸的才能。当进入豁达无所求、无己、无功、无名境界时，才能摆脱世俗的缠绕，这也是无我的最高标准。第三部份为表述，通过尧让贤转作者与惠子两段对话，用大瓠和大树来阐明作者反对用大渲耀自己位尊的思想，强调要解除外来的优惠条件，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这就是作者写作的目的。
构思的精巧多彩，在于作者善于运用富有形象性的寓言，使自然界的虫鱼鸟兽与社会上的高官、贤能、明君相映衬；善于运用动物、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各个层次之间互相制约，互相连接，引人联想，进入深思中心思想的地步。可以说是以喻引理，以比阐理，让大鹏与小鷃、九万里与仞尺、庸官与贤君在对比中展开阐理，让读者得到的印象是鲜明的。
这是一首以禅院钟声为题材的禅理诗，描写了诗人在山夜听闻的飘荡不定的钟声，从而抒发了诗人对人世生活的虚幻的感慨。佛寺的钟声使人联想到存在的空虚。钟声在山中回响，奇妙地飘荡不定，增加了诗人的醒悟。钟声奇特地、幽灵般地风在彼处，又不在彼处，表明了人世生活的虚幻。第四联出色地表现了通感，通过佯称使钟声可见，强调它的虚幻性。这首诗与常建一首同样描写寺院钟声的诗《题破山寺后禅院》相比，则显得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山夜里传来钟声。静寂中，这钟声格外响亮；霜寒里，这钟声格。外清越。夜色中只有这钟声如此丰盈与充溢，仿佛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了。可是，钟声却是无形物，即便充斥于耳，也是寻之不见，它不过徒有其铿锵之声，本身乃空。由此想来，世上何物不如此呢。万物本源为空，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而万物之有亦非实有，不过是因缘和合而成。风如此，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灭。《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钟声是中国古代禅诗中取材最多的对象之一，凡与钟声有关的诗累计起来不下千句。名句如孟浩然的“东林精舍近，日暮坐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裴迪的“林端远堞见，风末疏钟闻”（《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钱起的“清钟扬虚谷，微月深重峦”（《东城初陷与薛员外王补阙暝投南山佛寺》）；刘长卿的“香随青霭散，钟过白云来”（《自道林寺西入石路到麓山》）；綦毋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题灵隐寺上顶院》）；韦应物的“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寄皎然上人》）等。钟声给人空灵悠远的清禅之气，将人带入无限渺远的幻想世界。张说这首《山夜闻钟》，可谓传神之作，诗中饱蕴宗教哲理。在一个寒蟾清辉、山深霜风的夜晚，一切归于静谧，忽然一阵浩钟，撞开了诗人想象的栅栏。那仿佛飘自碧虚中的袅袅宏音，听起来好像在眼前，寻找却没有踪迹，前声才过，后音又至，纵横涤荡，爽心动容，令人心茅塞顿开。原来空灵的世界这般伟丽，就不必执着于生灭之妄念。
全诗由闻钟而引发感慨。先写诗人之清静闲适，夜卧小歇；复写环境之清寒虚洁。此时钟声浩荡恍若自天际而来，“前声风春容，后声复晃荡。听之如可见，寻之定无像”，这四句最是神到之笔。前声、后声二句，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窒息之感，而听之，寻之，又显得那般轻灵，甚或有些许稚气，显示了一位艺术家心灵世界里特有的童贞与性灵。语风平实，意性醇浓，实为难得之作。
毛晋《芦川词跋》说：“人称其长于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这首送别词，首先触景生情，后又缘情布景，节节转换，结构严谨，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悲愤之情与送别之意，在写作上自有特色，为其佳作之一。
大凡送别之作，多托离怀以抒情，写景以寄情，这首词也是如此。词的开头四句，描写送别时的春江景色以及由此引发出的凄苦感情。“芳洲”二句是说，一场夜雨过后，碧空如洗，长满苹芷的小洲上，淡淡的晨雾在翠绿的芳草上面轻轻浮动飘动，给人一种朦胧之感。在这里，作者不仅描绘出送别时展现在眼前的春光晨色，又点出了送别的时间，还化用白居易“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意，暗示这生机盎然，给人带来活力，带来暖意的芳草，却挑起了作者无限惜别之意。“暖翠”二字尤其精妙，它从感觉方面把夜雨过后春江两岸的景色诗情画意地描写出来了。而“烟光如洗”二句，承上启下，进一步描写出江边晨景。其中前一句写“烟”，着一“洗”字，现出天空无限净洁的境界，写足了“宿雨收晴”之意；后一句写花，写一场春雨过后，鲜花盛开，时而轻盈的花瓣随风翩翩起舞，在作者看来，轻盈的花瓣犹如那点点泪珠，洒落地上。“点泪”二字用拟人手法，寓王观之情于客观，融惜别之情于春景，不仅烘托出送别的凄清气氛，也为下面的抒情做好了铺垫。“清镜”二句，紧承“飞花点泪”，即景抒情，转入到对年华虚度、功业无成的忧伤心情的抒写。“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离骚》）和屈原一样，作者有感于日月如梭，时不待我，明镜新添白发，容颜日渐衰老，然而抗金报国的宏愿却无法实现，内心充满忧伤。一个“空”字，就把作者壮志难酬、老而无成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词人本是把恢复中原故土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的，但“天意从来高难问”（《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皇帝高高在上，出尔反尔，其意图令人难以捉摸。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重用主和派，排斥抗金志士，这样就是词人的宏愿无法实现，致使词人感到老而无成。“新恨”句化用锦城官妓灼灼寄泪的典故，说明近来生活越来越寂寞，越来越孤独，甚至连一把同情眼泪也无人相送行，使人“新恨”无穷，倾吐了自己世无知己的悲哀。“溪涨”二句又缘情布景，进一步写雨后江天景色。“溪涨岸痕”写春水之猛，“浪吞沙尾”，写波浪之高。一“涨”一“吞”，不仅生动地再现了雨后春江波涛汹涌的情景，同时又借物抒怀，暗寓了自己高涨的自伤与伤别的心情。在这里，情与景合而为一，水乳交融，已经达到了浑然难辨的境界。
过片再次借景抒情。“老去情怀”二句，暗示了送别的地点——江楼，以回应开头，同时又形象地刻画出词人内心无限的悲苦。一个“易醉”，一个“慵遍倚”，里面包含着作者多少难以言说又无处言说的辛酸！“双凫人惯风流”二句，词人以高度的热情赞美了友人胸怀“功名万里”的报国壮志，同时也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这位友人或许被召入朝，词人为其送，故化用王桥的典故，称颂他一贯风流倜傥，素有报国立功之志。在这里，慰藉之情与送别之意是融为一体的。最后四句写送别。“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词人在此展开了丰富而奇妙的联想。他告诉友人，此别之后，此日送别的场面将会在他的梦中重现，他设想那时，自己将在碧云深处与浓妆丽人相伴，过清闲的隐居生活，而友人却被应召入朝，自己依依难舍，因而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伫立江边，凝望着友人的“孤帆”渐渐地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之中，久久不忍离去。这两句词，巧妙地化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诗句，而又有所创新，作者再次缘情布景，托物抒怀，通过对梦境的描写，进一步写自己惜别之情，寄实于虚，虚实相映，更加真切地表达了词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情。煞拍“何时送客，更临春水”，由当日送别想到来日送别，又由来日送别看见来日相逢，这种深一层的写法，更加含蓄委婉地写出词人无比悲痛的惜别之情。这种写法，确实“如泉流归海，回环通首源流，有尽而不尽之意”（江顺诒《词学集成·法》）
清·刘熙载《艺概》指斥周邦彦词“周旨荡”，20世纪八九十年代报纸杂志亦不乏贬斥之词。其实，《清真集》编入“春景”类，描写闺情之作的词，情感真挚、内容丰富，委婉含蓄、别开生面，这首小令就是其中一首。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首先描写女子的外貌。以“春山”喻眉毛，以个别代整体，写人之美，五代冯延巳即有“低语前吹频转面，双眉钦恨春山远”。美成用“争秀”二字，有意同“春山”比秀，比“春山”更秀。“争”字意味深长，以动写静，更见生动。因为词人善于点化，化腐旧为新鲜，远比“淡淡春山”、“淡扫蛾眉”、“春山八字”、“眉蹙春山”具有新意。
“可怜长皱”充满词人的主观情感。“春山”喻眉颇具清俊之气。上句写外貌，下句表现内心愁怨。只描摹秀眉之美，让人想象其容貌之俊。层层翻出新意。
莫将清泪滴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承上，以花喻人的容貌，写哀怨情况。“清泪滴花枝”形容女子因伤心而落泪，呈现出一个美的画面，虽非首创，确也奇异。唐·白乐天《长恨歌》用“玉容寂莫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杨妃伤心掉泪；冯延巳《归自谣》用“愁眉敛，泪珠滴破胭脂脸”，亦系客观描写，而周词运用翻进一层的手法。用花瘦比人瘦，古人诗词也用过，宋·黄庭坚《蓦山溪》‘‘春风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写伎女陈湘，也是客观描写，没有写出诗人内心之感受。而周词活用前人词句，不重复前人意思，另辟新境：似乎少女娇嫩的脸上，连几滴眼泪都禁受不得，会“滴破胭脂脸”。着眼于花，花人合一，用笔深婉。同宋-李清照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有异曲同工之妙。流露出词人无限的怜惜之情，渗透着词人无尽的关切之感。推陈出新，别出心裁，曲折顿挫，摇曳生姿。将那委婉的情致、深厚的意韵，有层次地有深意地不断传出，故有“词家神品”（王又华《古今词论》）之赞誉。
上片主要写外貌，下片着力写内心。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清润”句承上，从侧面烘托女子的低沉情绪、满腹愁思。写其愁恨，先写“玉箫”，是象征，作陪衬。人物的风姿、孤寂从“知音稀有”中显露无遗。“知音稀有”是全词之主旨，也是愁恨的原因。既说明其才艺出众，又点出其歌伎身份。昭君出塞，尚有琵琶以寄幽怨，词中女子连托玉箫以寄相思的心情都没有了，深化了“知音稀有”的程度。
欲知日日倚栏愁，但问取、亭前柳——“欲知”、“但问”与上片“可怜”、“莫将”前后照应，连属成句，巧设问答，运用相同的笔法，既像是女子自我内心的剖白，“顾影自怜”，又像是词人对女子的深切怜悯与体贴人微。“日日倚栏”、“亭前柳”，会使人不禁想起唐·王昌龄的《闺怨》诗：“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所以见柳就会引发离愁，触动闺情。词中女子日日倚栏凝望，离愁别恨，日积月累，积久弥多，足见闺怨之深。杨柳是愁怨的见证，“愁”而但问“亭前柳”。最后轻点一笔，一切都得到解释，全词也一气贯通了。据清·叶申芗《本事词》卷上（天籁轩刊本）云：“周美成精于音律，每制新调，教坊竞相传唱，游汴尝主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李尝欲委身而未能也。”“欲知……但”，虚词的使用，显示出一种跌宕生姿的态势，回荡着愁恨的旋律。点出“日日愁”，同上片“可怜长皱”上下呼应，又“问取亭前柳”同“莫将清泪滴花枝”前后照应，进一步渲染。向亭前柳“问取”，暗示因离别而伤感而愁怨，含蕴深沉。
一曲小令，化用前人诸多诗词名句，自成佳制，别创新意。诚如《乐府指迷》所云：“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沈义父所说值得仔细体味。宋·张耒《秋蕊香》‘‘别离滋味浓于酒，著人瘦。此情不及东墙柳，春色年年依旧”，可以作为这首词的注脚。
“闺情”这个题目，是宋词中常见的。但周邦彦词写得新颖别致，不同凡响。闺情词自必以描写闺中女子为主，此篇不同凡响，就在于在同类题材中，篇幅短小而内容丰富，无称艳的辞藻，无刻意的雕饰，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含蓄委婉的笔致、清淡雅致的风格，给人以轻松率意之感。
这首词以“知音稀有”为主题。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知音之叹是传统的题材。从上古“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古诗十九首》之五《西北有高楼》），到中古“斯人不重见，将老失知音”（唐·杜甫《哭李常侍峄》），“知音谙吕”，“知音识曲”。自先秦、汉魏，乃至唐宋，“知音”一词时见出现。就是周邦彦《清真集》中，也时有知音之叹，如《意难忘》‘‘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至于（玉楼春》所谓“玉琴虚下伤心泪，只有文君知曲意”，乃是词人感伤官场难逢知己而向青楼混迹之悲；《风流子·新绿小池塘》、《少年游·并刀如水》中的女子，以及这首词中的女子，都是写歌伎知音之叹，同时也寄寓了词人个人的知音之感。
上片写醉后所见的美景以及醉态中的奇想。首句“云鬟倾倒”，直接描写酒醉后头发散乱的状态。次句“醉倚阑干风月好”紧承前句，当苏轼醉后倚栏而望时，忽然发现了一个美的境界：“风月好”。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醉酒后拥有本真的自我，再加上恰好与自然美景相遇，这种“酒中趣”就显得不俗了。“凭仗相扶”一句，承上句一个“醉”字，仍写醉意朦胧的状态。就在这时，苏轼突发奇想，“误人仙家碧玉壶。”苏轼从年轻时起就博览群籍，不免于“杂学旁搜”，神仙方术之类书籍也莫不毕览，由该词所写可见一斑。这里 “仙家碧玉壶”的神话传说，不仅紧扣上文酒醉之事，而且充分表露了苏轼童真与诙谐的个性。
下片写赴杭州途中所见的景物，以及途经苏州时的怀古之思。“连天衰草”句，显示了江南仲冬时的季节特征，展现了苏轼在旷野中行进时一片苍凉、凄清的景象，多少也透露出苏轼在宦游中某种疲乏、栖遑（huáng）的心态，为下文引发对于人生道路的思考预伏一笔。接着“下走湖南西去道”一句，是叙事，暗写当前赴杭任之事。“湖”字“当指太湖”，并与苏轼此次取道湖州至杭州的履历相印证，以确定本篇的写作时间，是颇为精当的。 “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两句，写经过姑苏时，引起对当年归隐江湖的越国功臣范蠡的联想，以及对苏轼自我人生道路的思考。尽管苏轼的这种思考是偶发的，并不符合苏轼的“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