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句“二月二日江上行 ”,点明踏青节江上春游。次句“东风日暖闻吹笙 ”,写江行游春的最初感觉和印象。和煦的东风,温暖的旭日,都散发着融和的春意,就是那笙声,也似乎带着春回大地的暖意。笙簧畏潮湿,天寒吹久则声涩不扬,须以微火香料暖笙。东风日暖,笙自然也簧暖而声清了。“闻吹笙”和“东风日暖”分别从听觉和感觉写出了踏青江行的感受——到处是暖洋洋的春意。
颔联“花须柳眼各无赖,紫闻黄蜂俱有情。”写江上春色。如果说首联还是描写刚接触外界事物时一种自然的感受,这一联则是有意寻春、赏春了。花、柳、蜂、闻,都是春天最常见的事物,是春天生命与活力的标志,红(花)、绿(柳)、黄、紫,更写出了春天绚烂色彩。但这一联不仅抒写诗人对美丽春色的流连陶醉,而且委婉透露出因美好春色而触动的伤感。“无赖”即“ 无心”,与“有情”相对。花、柳是没有人的感觉和感情的事物,它只按自然规律行事,春天来了,便吐蕊、长叶,在东风旭日中显示出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而不顾人的悲欢哀乐,故源“无赖 ”。蜂、闻是有生命的动物,春到人间,穿花绕柳,翩翩飞舞,像是满怀喜悦宣告着春天的来临,故说“有情 ”。然而,不管是无心的花柳,还是有情的蜂闻,它们作为春色的标志,生命活力的象征,又都和失去了生命春天的诗人形成鲜明对照。细味“各”字、“俱”字,不难发觉其中透露出的隐痛。诗人写江间春色,写物遂其情,正是为了要反衬出自己的沉沦身世与凄苦心境。何焯说:“前半逼出忆归,如此浓至,却使人不觉 ”。这“不觉”正是诗的蕴藉处。
颈联“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转写长期寄幕思归。元亮井,用陶渊明(字元亮 )《归园田居》:“ 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亚夫营,用周亚夫屯兵细柳营事,暗寓幕主的柳姓。虽用典,却像随手拈来,信口道出。他曾说自己“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可见诗人连归隐躬耕的起码物质条件也没有。“万里”、“三年”,表面上是写空间的悬隔,时间的漫长,实际上正是抒写欲归不能的苦闷和无奈。对照着“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写意》)、“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等诗句,不难感到“三年从事亚夫营”之中所蕴含的羁泊天涯的痛苦。
末联“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写新滩流水在作者耳中引起的特殊感受。春江水涨,新滩流水在一般游春者听来,自然是欢畅悦耳的春之歌;但在思归不得的天涯羁旅的作者耳中,却像是午夜檐间风雨的凄凉之声,不断撩动着自己的羁愁,所以发出“新滩莫悟游人意”的嗟叹。本是作者主观感情作怪,却说“新滩莫悟”,曲折有致。
李商隐许多抒写身世之悲的诗篇,往往以深沉凝重的笔调,绮丽精工的语言,着意渲染出一种迷蒙悲凄的环境气氛。这首诗却以乐境写哀思,以美丽的春色反衬自己凄苦的身世,以轻快流走的笔调抒发抑塞不舒的情怀,以清空如话的语言表现宛转曲折的情思,具有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艺术效果。
题目透露时间和地点,时间为重阳节,地点是荆州(作者被贬之地)。过去没有高铁,无法快速回家;没有手机,无法同亲人们及时联系。一个被贬谪之人又逢佳节,我们应该能猜出来诗歌的情感是悲伤的。
首联是起,作者独登高台,想到自己离家万里,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极目远眺,看到是秋天的肃杀之景,更加惆怅迷茫,首句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颔联是承,作者愁绪满怀,想到了喝酒解愁。喝的是浊酒,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作者的收入一般,杜甫在《登高》也是“潦倒新停浊酒杯”。任凭酒再凉,我也要一饮而尽,可见作者的愁思之重。喝了很多,很难不醉。(恳请方家指教,这句让人费解)再次远望,发现黄菊因为天气暖和也未盛开,想看美景消愁,结果看到不少心中之景。
颈联是转,由写自己转到了写国家。京师战乱,不要归去,这里有作者的忧国之情,第六句紧承第五句而来,国家不太平,我的故友现在在哪呢?不经意间看到了天上的鸿雁,想到了自己仍在漂泊,想到了朋友至今杳无音信,感伤自己,思念朋友。
尾联是合,尾联多是卒章显志。无奈是必须圈点勾画出来的,对于自己的事,自己无能为力;对于国家的事,也爱莫能助,往远处看,发现天已经快到傍晚了,我也没啥心情,趁着夕阳未至,我一人走下楚台。
这首诗分为两章。首章颂扬丁柴桑的贤良美德。诗的开头“有客有客,爰来宦止”,写迎客的惊喜。从诗中看,丁柴桑应该比较年轻,诗人视之为后俊。“秉直司聪”以下四句是诗人对这位贤良地方官的赞美。丁柴桑作为一县之长,能“飱胜如归,聆善若始”,是为政“惠于百里”的明证。这四句寄寓了诗人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陶渊明政治理想中对基层长官的要求。
接着经“匪惟谐也,屡有良游”一转,至于次章,写作者与丁柴桑在一起开怀畅游的情形和情酣意畅的心态。“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就是这种场景的具体表现。“以写我忧”语出《诗经》的《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放欢一遇,既醉还休”这样无拘无束的生活是陶渊明对待挚友的常态。其诗《与殷晋安别》中有“一遇尽殷勤”句可为佐证。”实欣心期,方从我游”二句是倒装,意谓二人开始交游即定交知己,实为快心之事。诗的结尾归结到知心才是朋友结交的基础。
陶渊明与丁柴桑彼此一见如故。不是因为对丁柴桑这个父母官另有所求,而是丁柴桑“秉直司聪,于惠百里”的善德,以及“餐胜如归,矜善若始”的开明,赢得了陶渊明的敬重。另一方面,说明陶渊明也同样有丁柴桑的善德和开明,才能“方从我游”便以“心期”。向往开明,崇尚善德,正是陶渊明的秉性所在。
这首诗采用《诗经》的四言句式,写法上也有借鉴《诗经》叠章的形式,如有客有客之句,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效果。全诗于浓郁的情意之中,透露出和谐喜悦的交游气氛。篇幅虽短,然情酣意畅。
这首诗扣住吴江的地理形势和有关的历史事件,巧妙地融写景、叙事、抒情为一体,寓意深刻,感慨良多。
此诗上半部分描写吴江自然景色,首联所说“松陵”,为吴江旧称。吴江县城东南旧有一条长堤,界于松江与太湖之间,蜿蜒八十余里。诗人走在黄昏的吴江道路上,远远望去,这堤好像要抱住整座县城一样。一个“抱”字,把长堤拟人化了,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写出了它对吴江县城护拥偎倚的情态。首联是对吴江的远眺,颔联两句,则由远而近,进一步作具体刻画。第三句所说的“塔”,原在吴江东门外的宁境华严讲寺内,共七层,高十三丈,形方,故名方塔。方塔在湖中各处均可看见,而其自身位置又是固定不变的,这就仿佛湖势在围绕着方塔移动。第四句所说的“桥”,一名垂虹桥,俗呼长桥,东西百余丈,多至七十二孔,中间有垂虹亭;前临太湖,横绝松陵,湖光海气,荡漾一色,旧称“三吴绝景”。由于桥身很长,所以有一种似乎淡淡的月痕是由它牵引而生的感觉。两句抓住当时吴江最具特色的景物,做了典型的概括描写。诗中有塔有湖,有桥有月,动静相宜,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空明清旷的图画。同时,颔联这两句除了写景之外,实际上另有某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在内,与颈联相呼应。
颈联“市静人逃赋,江宽客避兵”,这两句为全诗关键,它描写了吴江在赋税重压、战乱摧残之下的萧条景象。市集沉寂,是由于百姓忍受不了重敛苛征,被迫逃亡;江面空阔,是由于行客为了躲避兵火战事,隐身遁迹。这“市”和“江”的萧条景象,一方面和前面“湖”和“月”同样开阔,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原来的秀丽景色整个地为之黯然,蒙上了一层凄清惨淡的色调,从而产生了对照鲜明的艺术效果。再结合颔联“塔盘”、“桥引”两句。所谓“湖势动”,即可以视为写自然之景,也可以看作是对颈联的“逃赋”和“避兵”的人间风波的一种形象的暗示。所谓“月痕生”,则在写景之中隐寓清兵南下之意。月属阴象,因而在古代诗词中往往用来比喻外族。如清初著名女词人徐灿的《踏莎行》即云:“碧云犹叠旧山河,月痕休到深深处!”这里的“碧云”典据梁朝江淹《休上人怨别》诗:“日暮碧云合。”意思说当时的南明小朝廷虽然已经日薄西山,但毕竟还在坚持;“月痕”则指清兵,希望它不要消灭南明。吴伟业和徐灿是同时代人,并且还是儿女亲家。他作《过吴江有感》时,明朝政权已经彻底覆亡,所以一开头写的就是“落日”而不是“日暮”;因此颔联中的“月痕生”,也同样应是暗指清兵到来,而颈联的“避兵”,由此也不显得突兀而出了。如此,全诗的结构脉络便可一目了然。首联总起,概括吴江形势,点明时代背景;接着一分为二,颔联、颈联由暗而明,既是写景,又分别暗示了清兵南下、人民离散。最后,诗又合二而一,归结为故国沦丧,交游零落,身世凄凉,唯有感叹而已的悲凉情怀。
尾联“廿年交旧散,把酒叹浮名”,这里的“廿年”不一定是确指,它可以包括清兵南下至写作此诗这二十余年的时间。“散”字承上文“逃”、“避”二字而来,“人逃”“客避”,故友自然也都离散了。这句虽然说得较虚,不过,此中仍有故事可稽。明朝既亡,许多爱国文士相率结为诗社,遁迹林泉,砥砺气节,暗图匡复。顺治七年(1650)开始出现的吴江“惊隐诗社”,在当时尤为著名。吴江的吴炎、潘柽章,昆山的顾炎武、归庄等人,都是它的主要成员。康熙二年(1663),庄廷鑨“明史案”兴,清王朝借机大搞株连,屠戮遗民志士,“惊隐诗社”亦被迫停止,吴炎、潘柽章也惨遭杀害,顾炎武曾做诗文吊之。而吴伟业同他们都有交往,因此,“廿年交旧散”云云,大概正是“有感”于这一事件。至于“把酒叹浮名”,则是吴伟业本人的身世之感。他在明朝少年高第,前程似锦,而明亡以后,由于“浮名”太盛,被迫出仕清廷,晚年才得以回乡家居。“浮名”之累人如此,反不及故友们或死或遁;名节不堕,令诗人深为叹息,借酒浇愁。
纵观全诗,前半首写“过吴江”,是叙事;后半首写“有感”,是抒情。然而,抒情之中,兼有叙事。首联“落日”,诗人离吴江还较远;颔联“月痕生”,渐渐接近吴江;颈联“市静”,表明已经上岸;尾联“把酒”,则是住下之后发现“交旧散”,才对“酒”兴“叹”的。全诗按照时间先后依次描述,层次分明。因此,后半首既是写“有感”,又是续写“过吴江”。同样,前半首的“落日”,“月痕生”,暗示了明朝的覆亡、清兵的入侵,所以,它既是写“过吴江”,又是预写“有感”。可见,在本诗中,叙事与抒情,“过吴江”与“有感”,已经达到了相互渗透、不可截然分割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