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三句，首先展开了一幅秋天雨后的荒园图。“律残无射”，点明时值九月，此时的荒园秋风萧瑟，秋雨无情，百花为之凋零，荒园杂草丛生。全词以此开端，既深曲委婉地透露了词人悲凉凄苦的情怀，又使人自然联想到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像凛冽的秋风袭向词人的心头。这几句，不仅交代了花的生活环境，也为全词定下了凄清的基调。接下来，轻轻一转，“疏篱下”写初开菊花的鲜嫩可爱。这和“雨后荒园”的环境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此花能保”，除了流露出花不逢时尚能自保的欣慰外，更隐含着岁月无情的担忧。细细品味，作者正是借花写人，表达出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洁身自保的追求和形势逼人的忧虑。接下来“盈把”二句，由菊花而想到一生爱菊的陶渊明和屈原，陶渊明、屈原生活的年代去词人已远，可是他们与词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没有屈从于严酷形势的压力，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抗险恶的现实，为后世留下了千古英名。上片最后三句忽又一收，由怀古自勉回到凄冷的现实之中，惜花以自惜，哀婉生不逢时。
下片由花写到人，词人首先哀叹岁月匆匆，少年书生已成白发衰翁。往事如烟，功名未就，自然引起对已逝岁月的追怀。以下几句便以无限怅惘的心情追怀畴昔，通过极朴实的语言，表达了词人难以言传的苦衷，使人觉得凄婉悲怆。“飒飒凉风吹汝急”包含着对世事变迁的慨叹、时不我待的哀婉、怜花惜人的深情。全词至此，菊花的高洁品性与词人的精神追求，菊花的零落憔悴与词人的身世之慨已完全融为一体。“谩临风、三嗅绕芳丛，歌还泣”，写得缠绵幽深。词人徘徊于花丛之中，顾花怀人，一种无可奈何的忧伤之情表露无遗。“歌还泣”更是悲不堪言，正是情动于心发之于外，长歌当哭，更觉余情不尽。
通观全篇，以花写人，借物言情，花与人浑然一体，无法辨认，也无须辨认。全词写得含蓄蕴藉，一往情深。
戴复古的诗中同情劳动人民之作不乏其例。著名的如《庚子荐饥》等。可以看出，尽管戴复古名列江湖诗人之榜，但他并非一味地逍遥江湖。社会时事、人民生活时常撞击他的心灵，使我们更加了解了作者“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良苦用心。
本诗在表达“农夫夏耘”而“吾安坐”这样一个主旨时，大胆地运用比喻和想象。虽然《庄子》中就是“今以天地为大炉”的说法，贾谊《鵩鸟赋》中也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但是，他们所要表述的思想实质是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可奈何，而戴诗在运用这些比喻和想象的同时，又强调了农人于酷暑中的辛勤劳作，以致秋日百谷才能有收获。这样，就把暑热与农人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而诗的主题也在暑热与农人劳作的交汇中得以升华。他用对生活深刻体验所描写的内容，实际上已经由“悯农”上升到“敬农”。较之唐代诗人李绅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思想境界更高一筹。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此诗开头两句，写一道清澈的溪流，穿过桃李涵丛；而溪水边荡漾的水草和被水滋润的白芷，安逸而柔静。古代习俗，三月上巳桃涵水下时，王公以下，携眷聚于水畔洗濯，驱除不祥。这里表现的就是这个习俗，展现的是春天的力量。
三四两句，写溪流边的几户人家，落在流水里的桃李涵，又是柔美宁静的意象，表现出浓厚的早春气息，有很强的画面感。
五六两句又转换为力量和青春的意象。古代秋千是在清明、寒食节前后才有所见，而且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家的红男绿女游戏之用。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寒食之时，造大麦粥，人们常以斗鸡、蹴鞠、打秋千为娱乐。这两句在前四句写清溪桃李的背景上又添几笔不时飞上高空的秋千与皮球，使整幅画面更加充溢这清新灵动的青春活力。尤其是“过”“出”二字用得好，分别写出了少年男女游玩时的热烈气氛，使人感受到年轻人沉湎于游乐中的景象，透露出无限的羡慕之情。
最后两句意谓青春年少的人，应该每天都有开心游玩的心态，无忧无虑，不用等到清明和上巳两个节日才出去游玩，含有及时行乐的意味。
在《寒食城东即事》中，作者表达了“及时行乐”的思想，人的青春，甚至生命，都很短暂。诗人认为，如果想要在短暂的时光中去建功立业、修身齐家、做学问，终究都不牢固实在，只有抓紧时间享受快乐才是真实的。全诗描绘出美丽的早春景象，交错着青春朝气的蓬勃力量和家常安宁的闲适气息，充分体现了王维诗“诗中有画”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