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这首诗的首句点明背景时间,次句写室内景色氛围,烘托了闺中思妇彻夜难眠的深层心态。三、四句刻画了妇人出门张望后失望的神态,表达了妇人急切盼夫归来的情怀。全诗语句轻简,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 ”描述环境并叙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营造出了这首诗的整体氛围。月落星稀,月亮已经快要不见了,天马上就亮了,星星也非常稀少,这样的夜色并非心旷神怡,却有着一种挥之不尽的忧愁和伤感。然后诗人将视角由窗外逐渐移向窗内,一盏孤灯和不能入眠的女主人公兀自相对。诗人并未直接诉说女主人公的不眠是因思念的缠绵,而是从侧面描写“月落星稀”的天色,以及女子深夜不眠的场景,所以就多了一些委婉曲折之致。“孤灯”,说明了众人皆睡而女子独醒,暗示女子必是心有所思。“孤”字更是对女子孤寂的心境起到了深刻的暗示作用。
上面的两句可谓静之极矣。万篇俱寂,众人都沉醉在梦乡之中,只有一个满怀心事的女子独自醒着。到了第三句,写了一个动静之间的转折:女子起身张望动作。“不忿朝来鹊喜声”,原来,是黎明时分勤快的喜鹊飞到门前树枝上,那声音让女子误以为是郎君归来。一刹那的惊喜随即转为恼恨,因此对喜鹊“不忿”起来。不忿,是一个十分口语化的词,女子那一刻的恼恨是没来得及掩饰、自然而然产生的,因此用口语来表现,就比雕琢过的书面语更传神、更贴切。在这一瞬间仿佛能看到女子皱起的眉头,或者嘟起的小嘴。其实,这罪过不是喜鹊的,女子的不忿,表面是怨恨喜鹊让自己空欢喜一场,实际上是对迟迟不归的郎君的痴怨,对自己独守空房、在相思之苦中煎熬的气恼。儒家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方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此诗这种表里两面的写法,恰是这种旨趣。
这首诗借助景物和氛围来暗示情绪,使得情绪的幽深缓缓展开。前两句用有着一致意味的意象营造出清冷孤寂的氛围,后两句用人物动作和心理的描画,使得诗意活动了起来,由“静”而“动”,再转入“静”,在结构和意蕴上都起了波折,有了变化,整首诗就此生动完整起来,添了许多“生气”。
诗人用清新朴实的语言,把一个闺中少妇急切盼望丈夫归来的情景,描写得含蓄细腻,楚楚动人,令读者读了之后,自然对她产生深厚的同情。这首诗尾句不仅带着口语色彩,充满生活气息,而且在简洁明快中包容着丰富的情韵。诗人作了十分精炼的概括,把少妇起床和后来恼恨的原因都略去不提,给读者留下思索的余地。这样诗意就变得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这首诗前两句写诗人雨夜泊舟湖上的所见之景,是写实境;后两句即景抒情,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全诗从表面看是简单的即景抒情,凭吊前人但细加分析,可闻弦外之音。
一二句乍看是赋,是写实境,但赋中有兴,离情于景,情景相生,即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淅沥的雨点敲击船篷,那迷蒙的水汽弥漫天际,不能不使他产生怀古之幽情。第二句写南湖连夜降雨,湖水新涨,推窗远望,一片苍茫,诗人的思绪也随之进入阔的空间。“水连天”三字,确如秦观《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所写的“黏天四无壁”,诗人在构思时受到启发,看来是必然的。
七言绝句短小精粹,但在高手写来,却有深广的容量关键在于如何“纳须弥于芥子”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此诗可称是这方面的佳作。它前二句写景,但在景语中却暗暗设置意脉,即在“南湖”句中已渐渐引出秦观。至后联遂跌出伤时怀古两个警句,让秦观正式出场手法似一跌宕,意脉上却紧承前联,达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想于绳墨之外”的妙境。
王士祯对秦观极为崇拜,至此诗则云:“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雅人深致,寄慨无端,从表面看来,这两句是在慨叹哲人已逝,文坛寂寞;但应该说,暗里却又蕴涵着诗人有心振起诗坛之衰,去管领风骚的豪情。秦观逝世到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五百六十年,这用“五百年”这个整数去概指,但也可以理解为寂寞的只是其中的五百年,而此后不包括在内。文坛由于没有秦观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寂寞萧素,现在诗坛这样热闹兴旺,而这又是与王士祯堪称“风流”的作为有关,他自己必不会以为诗坛是寂寞了,所以此诗明说若干年限之内的寂寞,正是为了衬托目前的热闹和繁荣,暗示自己已经管领风骚。
“语贵含蓄……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着者也。”(姜白石《白石道人诗说》)这首小诗的特点,正是多言外之意,前二句写景,后二句抒情,但都很含蓄而不简单直露,前联以托事于物的比兴手法,写寒雨中的凄苦心境;后一联似直露地慨叹大家陨落,文坛寂寞,但暗中又反衬自己振兴诗坛的抱负与所获得的成就。句句都有余意,耐人寻味。诗能言情事而不落言筌,以景物寓意而不着痕迹,真所谓“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