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写送别朋友时的情景，表达了与朋友间的深情。横塘在江苏省苏州市西南，风景宜人。

　　前两句为送别之景。南浦，泛指送别友人的河边。一川；是为一片，遍地。朱塔；红色的宝塔。这两句可以这样理解；春天来了，南浦平披上了绿装，大地焕然一新。只有石桥、朱塔，不管春夏秋冬，还是老样子。两依然，朋友乘春光而去，以后只有石桥、朱塔与诗人为伴。想到这诗人黯然神伤。

　　后两句是离别之情。系；拴着。画船；油漆彩绘之船。在年年送客的横塘，今又有一条将要离去的画船，在蒙蒙细雨中拴在杨柳上，垂柳轻舟、雨中送客、依依惜别之情更使人伤怀。

　　全诗以抒情之笔写景，通过环境景物描写，烘托离别之情，情景交融，深情缠绵，回味无穷。

　　人们谈起写蚕妇的诗，自然会提到宋代诗人张俞的《蚕妇》：“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晚唐诗人来鹄的《蚕妇》与张俞的《蚕妇》题目相同，内容相似，而写法与格调迥异。来鹄的《蚕妇》不像张俞的《蚕妇》那样，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而是先从蚕妇整日采桑养蚕的辛苦谈起。

　　“晓夕采桑多苦辛”一句紧扣诗题，“晓夕”二字直述采桑叶时问之长，突出劳动的艰苦。从这一句诗中，表现了采桑人的倦容，“多苦辛”三字又表现了作者同情蚕妇的思想感情。接下去诗人明确告诉人们，这些整天采桑叶的蚕妇并不是不爱盛开的百花，而只是在养蚕的大忙季节不得“闲身”而已。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假设及由这一假设推论出来的结果清楚地说明封建社会谁养活谁这一根本问题。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们所以能在“好花时节”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百花，正是由于这些蚕妇在此时“晓夕采桑”的结果。如果这些蚕妇此时也去做这些“繁华事”，那么，那些“黄金屋里人”只能被‘冻杀”。原来，这些“黄金屋里人”是由这些蚕妇养活的。此两句陡转笔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是依靠剥削劳动人民而生活的这一事实。

　　全诗笔致冷隽，构思深曲，耐人寻味，在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中，流露出了诗人的愤慨不平之情。运用通俗又略带诙谐的语言，通过叙述与假设的形式，通过暗含的对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是这首诗的显著特点。

　　此诗抒写作者对早春的热爱之情。全诗构思巧妙，虽只有第二句实写春色，而描写春色又只以柳芽一处而概括早春全景。后半段虽写仲春观花的惯常盛况，实际却更加反衬早春的独特与诗人的慧眼。

　　此诗写诗人对早春景色的热爱。前两句突出诗题中的“早春”之意。首句是诗人在城东游赏时对所见早春景色的赞美。这里有两层意思，既是表明，为诗家所喜爱的清新景色，正在这早春之中；同时也表明，这清新的早春景色，最能激发诗家的诗情。一个“清”字用得贴切。这里不仅指早春景色本身的清新喜人，也兼指这种景色刚刚开始显露出来，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环境显得很清幽。

　　第二句紧接第一句，是对早春景色的具体描绘。早春时，柳叶新萌，其色嫩黄，俗称“柳眼”。“才”字“半”字，都是暗示“早”。如果只笼统地写柳叶初生，虽也是写“早春”，但总觉得平淡无味。诗人抓住了“半未匀”这种境界，使人仿佛见到绿枝上刚刚露出的几颗嫩黄的柳眼，那么清新宜人。这不仅突出了“早”字，而且把早春之柳的风姿勾画得非常逼真。生动的笔触蕴含着作者极其欢悦和赞美之情。早春时节，气候寒冷，百花尚未绽开，唯柳枝新叶，冲寒而出，最富有生机，最早为人们带来春天的消息。写新柳，恰好抓住了早春景色的特征。

　　上面已将早春之神写出，如再作具体描绘，必成赘疣。下联用“若待”两字一转，改从对面着笔，用芳春的秾丽景色，来反衬早春的“清景”。“上林”即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建于秦代，汉武帝时加以扩充，为汉宫苑。诗中用来代指京城长安。繁花似锦，写景色的秾艳已极；游人如云，写环境之喧嚷若市。然而这种景色人人尽知，已无新鲜之感。此与上联，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更加反衬出作者对早春清新之景的喜爱。

　　此诗纳清极、秾极之景于一篇，格调极轻快。诗篇特从“诗家”的眼光来写，又寓有理趣，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创作见解：即诗人必须感觉锐敏，努力发现新的东西，写出新的境界，不能人云亦云，老是重复那些已经熟滥的旧套。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