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野菊花是似菊而小的黄色小花,与菊花相比,它并不太引人注目。但诗人却给了它诗情画意,让它在诗坛上占一席之位。
诗的前半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写。“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阳。”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所指的秋菊是菊而不是野菊。重阳有赏菊的习俗,两句写野菊在世默默无闻,既未被文人采用以登上文坛,更未受世俗钟爱。“况”字使次句的语气紧连首句,有更进一层的意思。
“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两句,既写形态又写精神,对野菊的姿色、芳香和品性作了生动的描绘。“在野”与“在庭”相对。因不为人赏识,便任其在野自生自灭。不似一般之菊在庭院中有人着意栽培。这也许是野菊的憾事,但诗人却把这看成是快事,因为它可以避免栽培人的束缚剪裁与观菊者的诸多采摘,即不受人们的干扰,因而显得幽闲自若,别有丰彩。以至于诗人面对着它,“任是无情也动心”,情不自禁地要采来观赏——已晚相逢半山碧,便忙也折一枝黄。
“半山碧”写出野菊生长、繁衍的旺盛,也表现野菊的生活环境是在野外山上。“已晚”写时间,“便忙”写情状。诗人旅途之中到了傍晚,本该忙于归宿,但山中野菊的丰姿与妙香,逗得诗人即使在匆忙之中也要去折取一枝来加以观赏,诗写至此,已流露出对野菊的浓厚兴趣,而尾联更以写野菊花的自豪感来进一步表达对它的赞美:花应冷笑东篱族,犹向陶翁觅宠光。
陶渊明酷爱菊花,于宅边东篱下种菊颇多,还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这两句是说,野菊花一定冷笑那些篱边的黄菊——它们正向陶渊明一类的诗人邀宠,以取得诗人吟赏的荣光。言下之意,诗人们的眼光只向着庭菊,并不转向野菊;而野菊自有不邀宠争光的品行,对那些邀宠争光的庭菊不屑一顾,惟以冷笑置之。
在无人看重的情况下,幽闲自得,不减妙香,不慕赏识,有意将它与菊花对比,并倾注了自己的关切赞美之情。这也许另有所指。诗写得脱俗、婉转、流畅,给人很深的印象。在大量的咏菊诗中,这是颇有独创性的。
此文通过对柳侯柳州实政、柳民之言的描写明说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暗言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结构层见叠出,逻辑清晰。
此文非铭罗池神之文,而是吊柳宗元之篇。先追叙柳侯柳州实政,再记柳民口述,表明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变为神。作者继承孔子宗旨,不语怪神,反对迷信,而为文称颂神灵者,是痛惜柳侯大材不为世用,替死者发泄不平而已。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全文意韵沉郁,情韵不匮,是文章第一妙境,与韩文雄奇浑厚风格略异;而其迎送神诗,又和屈原风格相近,足见作者取精用宏、不主一格的文风。
同时此文也有几点巧妙之处,其一文风奇,以宗元文风写宗元之事。韩愈这篇文章在风格上完全模仿宗元的文风,如同他为孟郊、樊绍述等人所作的墓志铭那样,用其人文风写其人之事,读之令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而且体现出作者“既陶铸古人。又陶铸今人,取他人之长,成一家之言”的“取精用宏”作风。
二是评论巧,极力抒发对宗元“不为世用”的不平。作者在文章中用宗元在南方“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柳民皆悦喜”等语。与“北方之人,为侯是非”相对照,既表达了作者的感慨,又抨击了中唐的腐败政治,可谓借物抒怀、寓意深刻。
三是叙述妙,文章层见叠出,逻辑清晰。如文中为宗元立庙的叙述,先借宗元之口说出“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后三年为庙祀我”作为辅垫;接着用宗元神灵显圣,托梦部属,使立庙成行;然后在庙成大祭时,以过客李仪醉酒慢侮堂上即死,表明宗元“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以食其土”的灵气,给人以顺理成章之感。
这首诗赞叹太平寺泉眼的神异、泉水的明净及环境的幽美,表示要在这里卜居,服食修炼,以成正果。全诗可分四段,起结各四句,中二段各八句,运用虚实相生的写法突出了太平寺泉的神奇以及泉水的清与美。
此诗首二句写太平寺的环境,地处高冈,可见不在秦州城内。次二句以根枯衬泉活,岁古显流长。这有如八大山人作画,能于苦涩处见生机,古简处见笔力,细味之始觉其妙。“石间见海眼”,唐人赞山泉古井的神异多谓能通海,当然不一定真通海,这么想这么说,带有神秘感,有助于加强艺术感染力。“天畔萦水府”,见泉眼在寺旁地势较高处。接着写泉眼的神异。“青白”四句写得的确很美,这不是因为对“青白二小蛇”刻画得如何典型,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中,这是两条龙的化身。这想象是美的。通过这美的想象,不仅写出了泉眼清澈、蛇游气冒的实景,展现了“潜虬媚幽姿”(谢灵运《登池上楼》)的意境,也藉以一舒胸中抑郁之气。“山头”四句谓山地多石,凿井为难,幸有此味美色清的泉水供十方僧众饮用。“北风”二句写实景平平,“明涵”二句写倒影绝妙。泉水明净,客衣可鉴;涟漪荡影,野趣宜人。山泉既如此可羡,这就难怪诗人动卜居之念、生羽化之想了:“何当宅下流,馀润通药圃。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