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宋代“理学派”的作品。作者描写了清明节春天原野上清新的景致，将追逐落花的小游戏写进了诗里，在平添几许稚趣的同时，劝说世人珍惜友情、珍惜时光。
古人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句子，而且根据生活的经验，清明这一天常下雨，程颢所写的清明节是一个晴朗的清明，应该是个难得的好日子，所以诗里感叹“只恐风花一片飞”吧。全诗将春天原野上清新的景致刻画了出来，落花流水虽说不是春天里独有的现象，可是毕竟是会在春日里最先出现的事物，因此诗人将追逐落花这样的游戏也写进了诗里，平添了几许稚趣，或许诗里人是想随漂浮的落花找到流水的源头，累了，于是坐在岸边石头上休憩，临水沉思，就想起朋友相聚的美好时光，遂起了劝说世人珍惜友情珍惜时光的念头，“莫辞盏酒十分劝”的句子许是如此而来。
这首诗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四个短句为一部分，后面的为一部分。前面写郊外踏春，后面写春游所得的感想。清明的原野那样美丽，乡间的景色清新如洗，飘着落花的流水明洌，对疲惫的人来说最好的休息就是坐下来注视那好像会说话的流水。
面对渐飘渐远的落花，诗里人想到了时间的珍贵，想到了聚少离多的世事，更想到了朋友。他认为人生中会有的事物感情，也终究有一天会烟消云散，好高骛远不如抓住目前，珍惜今天所有的美好就是珍惜了自己的一生。
诗里用到的一些词汇起到了美化主题的作用，像“恣行”，“碧四围”，“兴逐”“苔矶”，“十分劝”，“况是”，“游衍”，“暮忘归”。其实有些地方是有些夸张的，但这更增加了诗句的浪漫色彩，灵动固然来自景致的原貌，但文字功底差的人是写不出如此跌宕的诗来的。
理学派的文章离不开思索，细读一读这首作品里也是将一种思考嵌在字里行间。思索的对错也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很难去判断了，但只要作者有意处处留下思绪，作品就算是难得了。
这首咏史诗，就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事发表议论。前两句写筑城。第一句说长城高而广，城上屯扎着千军万马，铺陈城的高大稳固，守城的人众多，难以撼动。次句说筑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部胡人的侵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于“一世而达万世”，永保帝业。三、四句突转，说秦始皇只知道危险来自外边，自以为有了长城，便可高枕无忧，却不知道体恤人民，结果酿成内乱，激起民变，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政权没多久就完结了。诗揭示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内政不修，对人民残酷压迫，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外部的侵扰倒是其次的。当时宋朝对人民的压榨也很厉害，百姓怨声载道，诗人在这里明是咏史，也是针对现实，对统治者发出警告。
咏史诗所咏如果是前人没咏过的史实，就应该述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直接发表议论；如果所咏是熟事，务必转换角度，翻出新意，切忌人云亦云。胡仲参这首诗所咏是秦以暴政失国，这个题目，前人已经作了许多论述，所以这首诗擒住修筑长城备胡这一点，肯定长城的高广及防御功能，然后生发开去，牵出对立面，说秦始皇刻意预防的地方倒没出什么问题，他没想到的地方反而成了导致亡国的关键。这样组织材料加以议论，便给人以思考，也给人以新鲜感。
胡仲参这首诗的构思布局，与唐章碣的《焚书坑》有些相同。章碣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秦始皇提防书生，结果灭秦的人恰是不读书的人，与胡诗一样，都是从相反处做文章。元人陈孚有首《博浪沙》诗，是从正面做文章的，也很有趣味，诗云：“一击军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动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说秦始皇收尽民间铁，铸成十二金人，没想到仍然有大铁椎在，使他差点丧命。由此可见，诗材遍地皆是，只要细心挖掘，就能找到好的题目。
这是李白久病初愈后为友人送行所作的一首诗，运用夸张的手法，非常富有想象力，意象变幻莫测，情感奔泻直下，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诗一开始，便泄露出诗人的满怀悒郁。在明净秋日的早晨，诗人“强扶愁疾”，策马而行犹似力不能胜。久病初起固是一个原因，但悒郁之愁怀，更是重要因素。愁怀的原因，诗的字里行间已透出信息：故人将归长安，勾起了他对昔日在长安始受礼遇后被排挤的回忆。“角巾微服”一句，含有甚深的今昔之慨。昔日在长安受到皇帝隆重的礼遇，此时却是愁疾之身，在今昔殊异的感慨中有着悒郁不平。
接写尧祠所见。“长杨扫地不见日，石门喷作金沙潭。”在一片长杨掩蔽、青山碧水的秋日美景中，有石门山上的飞瀑喷射，有历乱的海鸥展翅，开阔明净中给人一种流动感。景是美景，故言“笑夸”。但是这并非纯为宁静自然的美，它笼罩在一片不相称的嘈杂中：来祭祀的人车马雷鸣，夹杂着鼓乐喧嚣，于是诗人发出“尧本无心尔何苦”的慨叹。慨叹之中，隐含着对皇帝周围的谀臣的讥讽和自己被排挤出朝的愤慨。接着又是另一番慨叹：“红泥亭子赤阑干，碧流环转青锦湍。深沉百丈洞海底，那知不有蛟龙蟠。”谀臣在朝而贤人在野。谀佞之臣既遮蔽皇帝视听，贤人在野也就是自然的事了。由于有对在朝者的不满和在野的不平，才有下面完全离开尧祠物色的个人情怀的抒发和议论。
接着，诗人的思路从尧祠跳跃到对于历史和人生哲理的探索。时光流逝，名姝的青春、骚人的才华、帝王的权势，都随着岁月消逝了。想象从尧祠超越过漫长的时间和空间，落到洛阳的绿珠楼。当日绿珠的绝代容颜，如今已光彩沉埋；当日与绝代容颜相映照的满园繁花，也已经没有了踪影，唯有潭水东流，与岁月同其匆匆而已。对于绝代名姝光彩沉埋的感慨，其中或许还隐含着对于一切美好生命无法永存的叹息和思索。然后，想象又回到现实来，昨夜秋风，引来了此时的登高望远。秋风乍起，岁月将暮。人生匆匆，功业未就而被逐，于是又想起忠而见疑，泽畔行吟的屈原来。从尧祠到绿珠，再写到屈原，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看，都是极大的跳跃。但是还不止于此。从屈原又跳跃到魏武帝和铜雀台。曹操是那样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竟也有生的眷恋和死的悲哀，还幻想死后享受生前的尊荣与宴乐。在李白看来，这是大可不必的。诗人要表达的观点是，不论是绝代容颜，骚人才华，还是帝王权势与奢靡生活，都将在岁月流逝中成为陈迹，生前事既不必执着于利害得失，身后事也不必悲叹挂怀。
“我歌白云倚窗牖”，诗人在山光水色之飘然欲仙，长风入怀，于是产生劝酒仙人的幻觉。但是现实到底是难以摆脱的存在，飘然欲仙只是一时的慰藉，愤慨不平究竟郁积胸中，对于朝政黑暗，权奸当道，诗人时刻未能忘怀，这才有举杯酹尧，“令皋繇拥篲横八极”以扫浮云的祝愿。他依然对唐玄宗抱有幻想，希望他能任用贤臣，摒弃小人。不过，诗人的思绪在现实中只是稍作停留，很快又进入超脱的境界。在那超脱的境界里，他依然保持有他自己的天真和达观，保持有他的豪情满怀。一些令后代向往的风流人物，又一一出现在诗中。诗人仿佛进入了他们的行列，而昂扬气势更在他们之上，山简、竹林七贤、王羲之、范蠡，在他面前都相对逊色。他觉得自己比他们有更大的气概和才华，他依然傲视万物，昂扬气概未因遭受挫折而消沉。
最后，诗人与故人临别相期：“蓝田太白若可期，为余扫洒石上月。”这是从傲视万物到隐居的转折，看似突然，实际上是精神的升华，傲视万物的襟抱既然不容于当世，则唯有与山林为伍，才可以保持高洁的情操。这样一个结尾，表现了诗人巨大的抱负和自信心，是因不容于当世而进入超脱境界的一种积极的精神活动。
这首诗，诗人的想象驰骋于天上人间，古往今来。不同的意象随情思的莫测变幻而组合，相互之间的衔接，常让人感到突然。但从联结意象的感情脉络看，中间并无滞碍。诗中没有晦涩的象征，没有朦胧的隐喻，激愤的情感奔泻而出，但意象又是跳跃的，中间有巨大跨度。这意象的跳跃式组合，其实就是李白瞬息万变的想象的如实表现。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