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中化用杜甫《曲江》及李白《襄阳歌》句意，抒写了诗人当暮春时节与知友放情欣赏风光，在花前尽兴醉饮的豪迈情致。诗中全无伤春滥调，词情明快，表现了诗人健康爽朗的胸襟。

　　“秦帅端明”姓司马，是文彦博的老友。清明后的一日，诗人与他会饮于李氏园池，首句便作描写：时当清明后的暮春，二人来到李氏园池。李氏园恰临洛水，园中树木丛聚，池水汪汪，“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潜《游斜川》诗序）。因此紧接第二句便说：“暂同游赏莫相违。”单就字面意思而言，与杜甫的大致不差，但由于所言对象有别，故诗意便不尽相同了。杜甫乃以拟人化的语气与“风光”言，诗人在此却向同游者说道：既然良辰美景当前，游园会饮便是赏心乐事了，让我们共同尽情游赏吧，尽管是暂时的（短时间的），可也莫违背了我的心愿啊！诗人接下来的两句说：我们还有游赏的有利条件呢了，“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杜甫还须寄语风光，求得风光首肯以后方能游赏，诗人在这里却说，他们“不要传语”，此句意思，详而言之，即是苏轼所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简而言之，便是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因此不须人先去传语，可以听任大家于花前觥筹交错，恣意观赏，尽兴方归了。

　　杜甫的那一联另有深意。诗人这首诗所表现的，则是他悠然闲适、尽情享受李氏园内阳春烟景的感情。语言圆美流转，格调清新明快，与杜诗的沉郁顿挫相比，别有一番情调。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