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主父偃游学还未显达时,他的父母兄弟都很轻视他。
朱买臣未做官时以打柴为生,他的妻子引以为耻改嫁而去。
陈平没有产业,居住在背靠着城墙的破败的房子中。
司马相如偕卓文君回到成都,家中一无所有,徒立四壁。
这四个贤人难道不伟大吗?他们的遗业垂名青史。
但当他们没有发迹的时候,担心因穷困而死。
英雄也有艰难处境的时候,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哪个时代没有奇才?有的人一生不遇埋没在草野之中。
注释
主父:西汉纵横家主父偃。
薄:轻鄙之。
买臣:即朱买臣,汉武帝时人。《汉书·朱买臣传》载,朱买臣未做官时,家里很穷,以打柴维持生计,但好读书,一边担柴,一边诵书,他的妻子引以为耻,遂改嫁而去。
陈平:汉高祖的功臣。《史记·陈丞相世家》载,陈平少年时家穷,喜读书,住偏僻小巷,用席做门。
翳负郭:以背靠城郭的破房子蔽身。
长卿:即司马相如,字长卿。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私奔,同归相如故里,家中空臣所有。
忧在填沟壑:在他们穷困的时期,有饿死的可能。
迍邅:处境艰难。
诗中化用杜甫《曲江》及李白《襄阳歌》句意,抒写了诗人当暮春时节与知友放情欣赏风光,在花前尽兴醉饮的豪迈情致。诗中全无伤春滥调,词情明快,表现了诗人健康爽朗的胸襟。
“秦帅端明”姓司马,是文彦博的老友。清明后的一日,诗人与他会饮于李氏园池,首句便作描写:时当清明后的暮春,二人来到李氏园池。李氏园恰临洛水,园中树木丛聚,池水汪汪,“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陶潜《游斜川》诗序)。因此紧接第二句便说:“暂同游赏莫相违。”单就字面意思而言,与杜甫的大致不差,但由于所言对象有别,故诗意便不尽相同了。杜甫乃以拟人化的语气与“风光”言,诗人在此却向同游者说道:既然良辰美景当前,游园会饮便是赏心乐事了,让我们共同尽情游赏吧,尽管是暂时的(短时间的),可也莫违背了我的心愿啊!诗人接下来的两句说:我们还有游赏的有利条件呢了,“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杜甫还须寄语风光,求得风光首肯以后方能游赏,诗人在这里却说,他们“不要传语”,此句意思,详而言之,即是苏轼所说:“天地之间,物各有主;……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简而言之,便是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因此不须人先去传语,可以听任大家于花前觥筹交错,恣意观赏,尽兴方归了。
杜甫的那一联另有深意。诗人这首诗所表现的,则是他悠然闲适、尽情享受李氏园内阳春烟景的感情。语言圆美流转,格调清新明快,与杜诗的沉郁顿挫相比,别有一番情调。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