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盛赞书之好处,讲开卷有益之理,极写读书之趣,作者于谦,是明代著名民族英雄、诗人。他生性刚直,博学多闻。他的勤学苦练精神与他的高风亮节一样名传后世。这首诗写诗人自我亲身体会,抒发喜爱读书之情,意趣高雅,风格率直,说理形象,颇有感染力。
首联说书本好似感情真挚的老友,每日从早到晚和自己形影相随、愁苦与共,形象地表明诗人读书不倦、乐在其中。本诗开篇,即以个人读书的独特体会,谈出自己和书本的亲密关系。中间两联,集中写己读书之乐。
颔联是说眼前的书,一读即是无数字,读书之多之快,表现诗人读书如饥似渴的心情,胸中顿觉爽快,全无一点杂念。“直下三千字”,写为书所吸引;“全无一点尘”,写书本知识荡涤心胸,心无杂念。这两句诗使诗人专心致志,读书入迷的情态跃然纸上,也道出了一种读书方法。
活水句,化用朱熹《观书有感》“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句,是说坚持经常读书,就象池塘不断有活水注入,不断得到新的营养,永远清澈。“东风”句是说勤奋攻读,不断增长新知,就像东风催开百花,染绿柳枝一样,依次而来,其乐趣令人心旷神怡 。
结尾一联,以“金鞍玉勒寻芳客”为陪衬,写出书斋之乐。“勒”为马笼头。“金鞍玉勒”者是富贵公子,再缀以“寻芳客”三字,直是富家浪子。这些人日以寻花问柳为能事,他们和作者是两个不同世界之人,故而他们自然不会相信书斋之中别有一个烂漫的春天。以贵公子反衬,显示读书人书房四季如春的胜景。读书可以明理,可以赏景,可以观史,可以鉴人,可谓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美好之情之境,不是玩物丧志的游手好闲者流所能领略的。
此词似写于甲午战败后。词中以抒发牢骚和自我排解的方式,表示对现实的愤懑。上阕写感受和环境。“万感中年不自由”,起首便令人结舌,这是作者壮志成空的幻灭之感,是作者长期愤郁积压的迸发。文属光绪皇帝的“帝党”一派,主张维新。但朝廷大事由西太后主宰,无论她“训政”还是“撤帘归政”,光绪都只是一个傀儡,而李鸿章等“后党”自然有恃无恐,肆无忌惮。文等处处被刁难排挤。“梁州”,唐曲名,原作“凉州”,为西凉所献。此曲多表达苍凉哀怨之情。“角声吹彻古《梁州》”,意指举国之内,哀音笼罩,危机四起。“苑”,即园。“荒苔”两句,以环境衬托心情。往日美丽的园林,而今荒苔遍地,一片凄凉,“细雨轻寒”又锁闭着住所。这里显然隐喻着晚清社会。作者心情压抑,只好在这“小楼”中自寻寄托。
“最是过片不要断了曲意,需要承上启下。”(张炎《词源》)上片以“闭小楼”结束,下片就描写楼中之人,写他如何排愁解愤,上下片层次分明,联系紧凑。“诗漫与”,语出杜甫“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作者心情不宁,无心于诗而作诗。“蒭”(chú),即刍,段成式诗,“新萏石冻杂梅香。”“情多最恨花无语,愁破方知酒有权。”(郑谷《中年》)文廷式正是借酒浇愁。“浮沤”,水上的浮泡,取李远诗:“百年如过鸟,万事一浮沤。”(《题僧院诗》)作者不愿清醒着看待世界,而只想以醉来麻痹自己,醉后就把这“世事”看作生死极易、变化无常的水泡。这一比喻十分贴切。这正是作者遭到沉重打击后“但愿长醉不复醒”的凄楚的感叹。“凭”,请也。“荆高市”,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荆、高相乐于市,然壮志在胸,日后终有壮举。而作者胸藏良策,却报国无门,更屡遭打击,现实折磨得他“百忧如捣”(《翠楼吟·序》),深感心寒。他不愿去想荆、高,免得激起心底的愁思义愤。“滹水”,即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流经河北到天津,又汇北运河入海。滹水无情,但赏者有意。“滹水无情也解愁”,表面看作者找到寄托,得到安慰,实际是愁填江河,恨压群峰。“吞吐之妙,全在换头煞尾。”(沈祥龙《论词随笔》)此词换头音节短促而轻隽,煞尾缓笔而收,余蕴无穷。
这首词“神似稼轩”(叶恭绰《广箧中词》),其沉郁顿挫,健笔如意,颇有出尘之致。词贵自然,刻则伤气。“万感中年不自由”等句,信手拈来,通俗如话,又妙语成珠,令人过目成诵。“凭君莫过”句乃为反语,激愤之情更为感人。
时间的流逝,使古往今来多少志士才人慷慨悲歌。李商隐这首诗,所吟咏慨叹的尽管还是这样一个带有永恒性的宇宙现象,却极富浪漫的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
“从来系日乏长绳”,诗人开篇运用典故,表达了时间一去不可留的怅惘之情。古人想用绳子来拉住西沉的太阳,以此挽留时光的流逝,可是又哪有这么长的绳子呢?事实上从来就没有系日的长绳,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时间无穷无尽的流逝。“水去云回恨不胜”,登高望远,但见滚滚江河向东流去,永无休止。这一日日、一天天、一年年相似的每一刻仿佛都在重来,鸟去又飞回,春去又春归,但就是这表面的轮回中,有多少峥嵘的岁月在无情地流逝。轮回一日意味着一天已经过去,轮回一春,意味着一年已过去,从老人到儿童的轮回,意味着一代人已经过去。太阳日复一日的东升西落,春夏秋冬循环往复的不断更替,这其中蕴含了人生、社会和宇宙的多少悲哀和无奈。
诗人伤感至极,似乎已经山穷水尽,诗人却由“恨”忽生奇想,转出一片柳暗花明的新境:“欲就麻姑买沧海”,何不把沧海买过来,如此一来,时间就可以永远由我来把握了!自古百川归大海,把沧海买过来,流逝的一切不就又重新回来了吗?现在沧海已属于麻姑了,不如去向麻姑买下来。乍读似觉这奇想有些突如其来,实则它即缘“系日乏长绳”和“水去云回”而生。浪漫主义的思维赋予了诗人极尽的幻想,在感叹人世短暂,时间飞速流逝的迷惘中似乎发现了极好的办法。不过,纵然有此想法,麻姑又在哪里?又用什么东西去与她交换这宇宙的瑰宝?自古以来。朝代变迁,沧海变桑田都是不争的事实,又有谁能摆脱命运的轨迹?纵有了沧海在手谁又能保证它不又会变成桑田。 “一杯春露冷如冰”意为,蓬山周围的海水,据说现在也变浅了,将又一次要变成陆地,也许麻姑也拿它没办法了,诗人抓住这一点加以发挥,将沧海变桑田的过程缩短为一瞬间,让人透悟到这眼前的一杯春露,不过是浩渺的沧海倏忽变化的遗迹,顷刻之间,连这一杯春露也将消失不存了。一个“冷”字,揭示出时间的无情、自然规律的冰冷无情和诗人无可奈何的绝望情绪,诗人曾一度豪情万丈的幻想,瞬间又黯淡下来。 诗末两句跨度极大,由对浩瀚的海水充满了无穷的幻想到瞬问的返回现实,这一时空的跳跃,落差之大,让人无法接受,然而也正是这极大的反差,才进一步烘托出了诗人极大的感伤:毕竟时间一去不复返,人生苦短,自己人生旅程过半,尚一事无成。
诗人将一个古老的题材写得这样新奇浪漫,诗情画意,也许正可以借用和诗人同时的李德裕说的一句话来评价:“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
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