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844年-923年),字致光,号致尧,小字冬郎,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晚唐大臣、诗人,翰林学士韩仪之弟,“南安四贤”之一。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进士及第,出佐河中节度使幕府。入为左拾遗,转谏议大夫,迁度支副使。光化三年(900年),从平左军中尉刘季述政变,迎接唐昭宗复位,授中书舍人,深得器重。黄巢进入长安,随驾进入凤翔,授兵部侍郎、翰林承旨,拒绝草诏起复前任宰相韦贻范。不肯依附于梁王朱全忠,贬为邓州司马。唐昭宗遇弑后,依附于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寓居九日山延福寺。信仰道教,擅写宫词,多写艳情,词藻华丽,人称“香奁体”。后梁龙德三年(923年),病逝于南安县龙兴寺,安葬于葵山。著有《玉山樵人集》。 ▶ 307篇诗文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
此词的调名即是题目,写的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江城的风物。从既是郡城,又曾有越国宫殿等情况来看,自然写的是古会稽。前三句“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写的是江城的外景:一江碧水从城东流过,江面空阔,沙滩阵阵风起,好一派秀美、旷远的江郊景色。“越王宫殿,蘋叶藕花中”是对此城历史的回顾与沉思。越王勾践是春秋时期赫赫有名的霸主之一,他就曾在这里建都,可如今已不见痕迹,往日的宫殿一直上已是一片片红藕翠蘋了,这就点明了此城的显赫历史,增加了一个描写层次,无异于在它的背景上涂了一层古老苍凉的底色,丰富了江城的形象。当然作者的怀古之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说任何雄图霸业、奕奕生光,都经不起时间的销蚀而云飞烟灭。尾三句“帘卷水楼鱼浪起,千片雪,雨濛濛”,集中描写最富江城特色的景观:登上临江的水楼,卷起帏帘,凭窗一望时,只见鱼跃浪翻,激起千片飞雪,一江雨雾,迷迷蒙蒙,蔚为壮观。尤其是此番景色是透过水;楼窗口而摄入眼帘的,更如一幅逼真的画卷,美不胜收。
此词仅三十五字,却把一个江城的风物描写得如此形神兼备,笔力实在不凡。究其奥妙,大约有三端:一是注意多侧面、多角度的描写。它先从远观角度写江郊景色,次一历史眼光看湖塘风光,再用特写镜头写水楼观涛。如此不仅层次清晰,而且颇富立体感。二是注意色彩的调配和多样。斑斓的鵁鶄、碧绿的江水与白色的沙滩构成一种清新淡远的色调;翠绿的蘋叶与鲜红的荷花相配,又以秾丽的色泽耀人眼目;浪花之如雪和水雨之蒙蒙又构成一种朦胧混茫的气象。三是注意景物的动态描写,如鵁鶄的起飞,碧水的东流,半滩风吹,浪花飞舞等等,这种动态景象,无疑赋予江城以勃勃的生机和飞动的气韵。在秾艳的牛峤词中,此词可谓独具一格。
这篇文章作于作者辞官之初,叙述了他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趣和内心感受,表现了他对官场的认识以及对人生的思索,表达了他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情操。作品通过描写具体的景物和活动,创造出一种宁静恬适、乐天自然的意境,寄托了他的生活理想。语言朴素,辞意畅达,匠心独运而又通脱自然,感情真挚,意境深远,有很强的感染力。结构安排严谨周密,散体序文重在叙述,韵文辞赋则全力抒情,二者各司其职,成“双美”之势。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文章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死于父亲孙齐之手的原因和改葬过程,严厉谴责了禽兽不如的司法官孙齐,同时也暴露了封建社会法律政令的本质。文章于琐屑记载中,刻画了官吏的丑恶灵魂,形象逼真,语言生动。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行为、语言来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先看孙齐的婚姻行为,他是先娶杜氏,留在家乡,而后又假称未婚,骗娶了周氏,去蜀上任。真相大白后,纠纷一场。前车之覆未远,又故恶重演,独自去休宁上任,又纳娼妓陈氏。这些都说明孙齐是个奸诈好色、无信无义之徒。再看孙齐的言论,被骗的周氏不甘心继续保持这种尴尬的婚姻局面,决心与孙齐断绝关系。孙齐急了,说:“我为你赶走元配杜氏”,也不顾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圣人之训,剪断头发发誓。这番“情义”也真打动了周氏。但是后来,这些话也都不算数了。他回家休假,连见见周氏都不提了,还派人偷走了周氏所生的儿子。周氏远去任所找他,他竟是亲手“捽挽置庑下”。捽挽,连拉带拽,可见其凶暴。孙齐还拿出一个假的契约,说:“你不过是个婢佣,怎么敢这样闹!”古语说:“听其言而观其行。”作者让人物语言在人物行为的陪衬下,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使读者看到了孙齐阴险奸诈的性格。“虎毒不食子”,言畜类之残暴者也具备亲子间的基本道德。但孙齐则不然,为了怕官府戳穿他诬妻为佣的丑行,竟不惜残忍地杀害了亲生儿子,毁灭证据,保全自己。作者对于杀儿过程中,孙齐及其帮凶陈氏的动作写得十分仔细:“扼其喉”、“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这些行为描写,更加暴露出他们的阴毒残忍。作者让事实来说话,他对人物的臧否,主要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刻画出来的。
作者实录了封建官场的黑暗内幕,语虽平钝,但深蕴着批判的锋芒。在周氏几次告状中,孙齐先是能够“赀谢得释”,后来“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封建社会里,官吏贪脏枉法,官官相护,老百姓到难以伸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者特别指出主人公孙齐“明法”,而其授职亦屡为各州“司法”。“明法”、“司法”而“犯法”,可见官吏的佞巧无信。结尾的议论也深化了主题。作者以对比议论手法一扬一抑,欲擒故纵。先言人区别于禽兽,是为一扬,一纵,既而,又言禽兽不伤亲子,“如齐何议焉?”言外之意,孙齐禽兽不如,是为一抑一擒,鞭辟入里。
这是一篇记实性的叙事散文,它记叙了五岁小儿秃秃惨遭生父庶母残酷杀害的故事。这篇作品很像短篇小说。情节曲折,叙速简洁,在不长的篇幅中把一桩惨案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白。人物鲜明,无论是灭绝人性弃妻杀子狡诈残忍的孙齐,还是始而被骗,继而遭弃,坚持上诉斗争的周氏,都跃然纸上。作者以精炼的笔墨,抓住细节,着力刻画。
此词通过古代的神话传说,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反对妥协投降、立志收复中原失土的政治理想。全词想象丰富,把超现实的奇思妙想与现实中的思想矛盾结合起来,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这首词的上片,词人巧妙地运用神话传说构成一种超现实的艺术境界,以寄托自己的理想与情怀。“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磨何?”作者在中秋之夜,对月抒怀,很自然地想到与月有关的神话传说:吃了不死之药飞入月宫的嫦娥,以及月中高五百丈的桂树。词人运用这两则有关月亮的神话传说,借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阴暗的政治现实的矛盾。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但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理想不能实现。想到功业无成、白发已多,作者怎能不对着皎洁的月光,迸发出摧心裂肝的一问:“被白发欺人磨何?”这一句有力地展示了英雄怀才不遇的内心矛盾。
下片抒写作者的豪情壮志,他要趁着美好的月夜,乘风直上万里长空,俯瞰祖国的山河。毫无疑义,这是他爱国思想的写照。“直下”,这里指目光一直地往下。最后又从天上写到人间,传说中月亮里那棵高大的桂树挡住了许多月光。为了使月光更清楚地照亮祖国大地,作者在最后两句写道,听人说:砍去那些摇晃(婆娑)的桂树枝叶,月亮便会更加光明。这是含蓄地说,铲除投降派的阻碍,才能取得抗金和收复中原事业的胜利。唐朝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一百五日夜对月》诗里写道:“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这里辛弃疾用“人道是”三个字,表示前人曾说过这个意思。
作者这里所说的挡住月光的“桂婆娑”,实际是指带给人民黑暗的婆娑桂影,它不仅包括南宋朝廷内外的投降势力,也包括了金人的势力。因为由被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南归的辛弃疾,不可能不深切地怀想被金人统治、压迫的家乡人民。进一步说,这首词还可以理想为一种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即扫荡黑暗,把光明带给人间。这一巨大的意义,是词人利用神话材料,借助于想象和逻辑推断所塑造的形象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