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先提出"宣子忧贫，叔向贺之"这个出人意料的问题，然后层层深入地展开论述。文章先不直接说明所以要贺的原因，而是举出栾、郤两家的事例说明，贫可贺，富可忧，可贺可忧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德。继而将宣子与栾武子加以类比，点出可贺的原因，并进一步指出，如果不建德而忧贫，则不但不可贺，反而是可吊的，点出本文的中心论点。最后用韩宣子的拜服作结，说明论点，有巨大的说服力。这样既把道理讲得清清楚楚，又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本文引用历史事实，阐明了贫不足忧，而应重视建德，没有德行，则愈富有而祸害愈大，有德行则可转祸为福的道理。
这段文字记叙了叔向向韩宣子提建议的过程。叔向的建议，采用了正反结合的阐述方法，因此相当有说服力，他的言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卿大夫身家的长久之计，另一方面也对“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的行为提出了批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有很深刻的警示作用。本文语言上难度较大，应在把握文意的基础上，了解文中人物的关系，结合注解和上下文，再来理解较难的词语和句子。
上片描写春至夏的自然景象。开头“分手柳花天”两句，追记作者和史蘧庵分别时的情景，起两句不是单纯看作描写春日穹怎飞舞的自然风光，而是借咏柳花以抒离别之情。“转眼葵肌初绣”两句，画面由春日的风光变换成夏天的景象，“葵肌初绣”形容初开的向日葵花，犹如绣成的一朵美丽的鲜花，词人从分别到归来，转眼之间，不觉过了一个季节，春光已消逝，夏日早降临，一株株向日葵绽开了花朵，而庭院栏干转角处的红花正在盛开。上片侧疏于写景，但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感情没有透露，这就构成下片抒情的重点。
下片抒发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话音一转，即由时间的流动写到时事的变迁。换头“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两句抒情，“吾徒犹昨”是指作者与史可程辈依然如故，他们两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有着共同的侘傺身世遭遇，尤其是陈维崧入清后，长期不得志，饥驱四方，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他曾在《贺新郎》词中感叹：“自古道，才人无命。”所以这里的“只吾徙犹昨”一句蕴含着怀才不遇的高级牢骚，不过措词宛转，没有直率地表达出来。
结尾“话到”两句，纵笔抒怀，而在景中寓情，感慨不尽。英雄失路，反映了作者长期不入仕宦的压抑心态，他曾在《贺新郎》词中写过“话到英雄方失志”的句子，可见这种不得进身的悲愤已积淀在他的心灵深处，并非一时信口的牢骚。末二句以煨结情，合思深沉，从平叙中显示出一股内在的感人的力量。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是毛泽东1961年9月9日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里。
诗人有“从容”之心态，才有“无限风光在险峰”，也不难想像，当时全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在崎岖小路上攀登，在艰难险阻中寻求治国自强的真理，并表现出浩浩傲然之骨气，正是有这样的领导集团，才得以顶住了强大的外来压力，战胜了来自国外的挑战，使国内经济建设事业得以在困难中继续向前推进，“不畏劳苦的人”正在“劳苦”中苦苦寻觅。
此诗头两句：“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是说，在苍茫的暮色中，你看那刚劲的青松，任凭翻腾的云雾从身边穿过，它仍然泰然自若；那漫天飞舞的云雾也显得从容不迫。这两句写劲松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
“暮色苍茫”描绘了“劲松”所处的时空环境，用来象征一种暂时混乱不清的局面。1959年到1961年，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量减产，进口粮食又受到封锁，口粮严重短缺，人心不稳。再加上工业生产也急速下降，人们一时感到恐慌，前途渺茫，迷失了方向。
在“暮色苍茫”的情况下，那些飞鸟也都躲在自己的窝里，惟有那棵不屈不挠的“劲松”送走了多少个“暮色苍茫”的夜晚，“乱云飞渡”是当时的实景，描绘出乱云的凶猛、它象征当时来自国外反动政治势力的压力。具体指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疯狂叫嚣要反攻大陆；各国反动势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进行了大肆攻击；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面对暮色中的乱云，劲松仍然从容不迫地挺立在那里，毫不动摇；面对各国反动派反华大合唱，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被吓倒，而且进行了顽强有力的反击，经受了磨炼，取得了胜利。“仍从容”表示临危不惧、毫不动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气魄。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仙人洞自然天成，它的无限风光在险峻的山峰之上。这两句蕴含很深的哲理。要想看到无限美好的风光，必须登上最险要的高峰。推而广之，我们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克服许许多多的困难，扫除各种反动势力的阻挠。要想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必须出大力，流大汗，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那么对一个人来说，要想成为“劲松”，就必须经受住各种艰苦的磨难和考验。
这首诗通过对劲松和仙人洞生动的描写，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本诗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寓理于景。毛泽东根据照片的内容和生活的实际情况，首先塑造两个主要形象：“劲松”和“仙人洞”。然后塑造“暮色”、“乱云”、“险峰”等次要形象，它们作为背景出现在诗中，从而构成了庐山仙人洞这一“无限风光”的艺术境界。它不但形象生动，气势宏伟，使人深受感染，而且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深刻的哲理，使人得到启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干事业还是做学问，为了实现理想要不懈地追求、奋斗；或者当我们在人生旅途上受到挫折、身处逆境的时候，都应该充满必胜的信心，进行不懈的努力，敢于攀登险峰，去夺得最后的胜利。因此，这首绝句成为了寄情于景、寓理于景的脍炙人口的佳作。
诗开始四句，诗人概写了当时的战局。“胡风”即北风，这里暗指安史叛军的嚣张气焰，因安史都是胡人。当时安史军正盘据鲁阳（今河南鲁山），一个“拥”字，既见到叛军的嚣张，又见到乱军乌合之状，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憎恶之情。“照海雪”，可见吴兵军容严整，威风凛凛的气势。然而，当时的唐军实在不会有这样的士气，这不过是诗人的一种主观愿望。“西讨何时还”，乍看有些突兀，使人气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战局形势和诗人对此难以隐藏的忧虑，暗示出未来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感情上的转折正是下文的引出和过渡。
以下八句里，诗人把满腹的哀怨和悲苦都倾注在别离场景的抒写上，这是诗人感情的一个方面。“半渡”二字说明有的征人已登船启航，还有不少征人仍在岸上依依不舍地与家人做最后的诀别。征人们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哀伤的惨痛情景感天动地，使得天地昏黄，惨淡无光。母子别离最动情，最伤感，况且母已老，读者如同见到这位白发苍苍，泪眼龙钟的老人家，拄着拐杖颤颤微微，执手牵衣地送子远征，她深知子一去，难生还，所以她“呼天野草间”，匍匐在草地上，向上天控诉着人间的种种不平，向大地哭诉着自己命运的悲苦。然而，此时，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老人家的晚年恐怕无以为生。母子分离最典型，那些夫妻和兄弟之间的别离也是这样。读者似乎听到野草间震天的哭声，如同见到那双双泪眼在做最后的远远一望。征人们已上船，他们所骑之马围着旌旗悲哀嘶鸣，好像它们也知留恋故土。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表面上在写马，实际上是对上面写人场面的有力衬托和补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以白杨叶落进一步渲染了上面已经很悲苦的气氛。这一层的写作顺序是先写人，再写马，后写树，表面上步步退，实际上收到了步步深入的效果，构成一幅目不忍睹的悲惨画面，奏出一曲耳不忍闻的凄凉乐章，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诗人对苦难中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下面六句表达了诗人感情的另一面：即对多灾多难的祖国赤诚之心和深情的爱恋。诗人转换为征人自述的形式，表现出征兵们慷慨壮烈，为国平叛不畏牺牲的英雄气概。这个新征的士兵显然不是诗人理想中的抗敌英雄，他生于盛世，是个不习弓矢的下层农民。从这一现象既可知兵员的匮缺，又可见诗人对现实的不满，还表达出了人民毅然从军平叛的热切心情和巨大的承受力。这些只懂农事耕耘的士兵有着强烈的为国献身精神，他们“岂惜战斗死，为君扫凶顽？”这激越的誓言出自征人之口，也表达了诗人的强烈的爱国激情。这些征人虽武艺不强，但他们勇于为国捐驱的精诚之心定能感化顽石，像汉代飞将军李广那样箭入石中。这样的军队不怕任何艰难牺牲，定能为国平叛，为民立功。当然，这些慷慨之词只是诗人的良好愿望和对这些应征子弟的勉励。
最后四句总括全诗。“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遥应“吴兵照海雪”句，写出了唐军的威武雄壮，同时又笼括第三层六句，唐军船队满载着士兵和他们的豪情壮志，浩浩荡荡直奔落星湾（今鄱阳湖西北），再入长江而去。“此曲不可奏，三军发成斑。”诗人一转慷慨豪壮的格调，全诗在凄惨、悲凉的气氛中结束。这二句遥应“西征何时还”句，笼括第二层八句。诗人又回到了现实中伤心别离的场面。《豫章行》古曲专写别离之苦，此时不可再奏这样的曲子了，不然士兵们定会更加触动思乡之情，在悲苦欲绝中鬓发皆白。
总括全诗，人们突出地感到诗人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对战乱给百姓造成的苦难深表同情，一洒忧民之泪；另一方面他又鼓励征人顾全大局，支持平叛战争，大抒忧国之情。这种极其痛苦的矛盾心情构成了全诗凄惨与慷慨，沉痛与激昂交织在一起的格调，这与杜甫“三吏”、“三别”的忧国忧民的情调极其相似。与这种格调相配合，这首诗形成了抑扬顿挫的结构特点。中间十四句先抑后扬，最后四句先扬后抑，以抑煞尾，这种错落有致的结构与诗人的情绪吻合在一起。
李白是一位以抒情见长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把大千世界的风貌和纷杂社会的现实熔铸在他所抒发的主观感情世界中，这是李白诗反映现实的主要方法和特征。然而，李白诗的风格是多彩的，绝非仅限于此。在他的诗歌中确有一部分像《豫章行》这样直接反映现实，评论现实的不朽之作，尤其是晚年，他目睹了安史之乱，并身陷圄，境况大不如前。此时，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真切、更冷静的认识，于是，他的作品便从对自己身世的忧愤转为对国事与民生的深深忧虑。这一时期，李白写下了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作。像《豫章行》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甚至可以和杜甫的现实主义名作相媲美。
李白身在豫章写《豫章行》十分巧妙。《豫章行》古辞专写别离之苦，后人利用这一古辞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李白《豫章行》，就内容来说，同样也写别离之苦，就形式来说，也有一些与古辞相吻合的句子，但是，李白却冲破了前人“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见《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的狭小天地，赋于诗歌充实的社会内容，写出了如此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无论是在思想内容的深度上，还是在表现力的厚度上都超过了前人所有的《豫章行》。这正是对汉魏以来“借古乐写时事”（沈德潜《古诗源》卷五）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对于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伟大诗人李白来说，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