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边塞诗反映的是边塞胡人的生活。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作者的民族观,他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把胡人与汉人对立起来,他相信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是爱好和平的,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同样渴望过一种安宁的生活。
首联“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胡人家近边”,交代了雁门郡的地理环境和当地胡人的分布。颔联生动地描写了雁门胡人日常的狩猎生活:“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这两句中“胡鹰”“塞鸟”“代马”三个意象,都是在动物前冠以一个又边塞特征的修饰词,突出其地域特点,很有边地特色。从胡人的放鹰捕鸟、骑马游猎的生活描写中,读者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气息,令人耳目一新,仿佛看到了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秋猎画面。颈联生动地刻画了边地的自然景象:“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这两句描绘了“野火烧山”和“雨湿孤峰”两幅画面,意象或浓或淡,或辽阔生动或静谧苍茫,而且富于季节和地域特征。两句中“寒”与“火”、“湿”与“烟”相反相成,互相烘托,趣在其中。另外,山头野火和烟雾颇似战争中的烽火,这对于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来说,很容易联想到战争,行文上自然地引起下文。尾联“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两句写饱受战争蹂躏的人们渴望和平,并在和平的环境中尽情享受生活的情景。
这首诗独具匠心,别开生面,生动形象地描摹了胡人的生活状态,有声有色地写出了边地少数民族好勇尚武,粗犷豪迈的精神面貌。秋日出猎、山头野烧的代北景色及胡人在和平时期从容醉酒的风习,极其新颖别致。诗中先写胡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写了一个小插曲,即误将野火雨雾当作烽烟而最终释然。在诗人笔下,胡人与汉人一样,同样厌恶战争并同样富有人情味,因此赋予了此诗以凝重的反战主题。
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了“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苏轼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