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篇紧扣诗题,句句写“夏夜苦热”。起首二句开门见山,交代时间、处所,直截点题,并提挈全篇。永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日温度高,且时间长。诗人半夜尚不能入睡,悄悄起身登西楼去乘凉;夜半如此,骄阳暴晒的白天,可想而知。简略几笔,就高度概括了夏天之热,生灵之苦。
“山泽凝暑气”四句是登西楼时之所见所感,极写赤日炎炎似火烧的环境。时值中夜,山泽还如蒸笼,凝聚着暑热的炎气;长天无云,银河里也闪耀着刺眼的光辉;太阳烈焰的烧烤,滋润万物生长的露水已无影无踪;四野宁静,没有一丝凉风。
“探汤汲阴井”四句是登西楼后的活动,极写诗人如在火炉中熬煎的苦况。炎热不可挡,诗人想方设法来解暑:汲井水冲凉,开门扉纳凉,靠着栏杆乘凉。但是,井水却成了滚烫的开水,打开门灼焰扑面。
最末四句,基于以上厚实的铺垫,诗人直接抒写了自己的感触。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如此致命的气候,诗人简直难于呼吸,他抬头看见北斗,不禁向苍天提出质疑:长此下去,万物怎能蕃长?生灵怎能延续?此时,读者似乎看见诗人在仰天长啸:何当一夕金风起,为我扫除天下热!但是,这美好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引用“姑射子”这一典故,自嘲自解,既然不能以静胜热,就只能怅恨无边了。结尾以反诘语收束,诗的意境也渐臻极顶。
诗人笔下的夏夜,实在令人望而生畏。表现入微,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体物入神。诗人长期困居永州,对当地气候有极深入细致的感受,再经过缜密的构思和精心提炼,才收到了如此精妙的艺术效果。由于诗人将自己的感受、情绪写得很形象,很具体,就隐含着一种抽象的概念,因而带有象征意味。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统治阶级奢侈腐化,赋税徭役日增,老百姓困苦不堪,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诗人在永州期间广泛地接触百姓,对民间疾苦有所了解,《捕蛇者说》一文就以毒蛇与赋敛作比衬,深刻地揭露了唐王朝统治集团“苛政猛于虎”的黑暗现实。因此,诗人写夏夜酷热使人难以忍受,这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又暗示着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唐王朝的暴政,使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还有什么“亭毒”可言!这正如杜甫在《无家别》所言“何以为蒸黎”一样,把老百姓逼到没法做老百姓的境地,又怎能做老百姓的主上呢?大唐王朝的统治又怎能巩固呢?这种在比兴中巧寓象征的手法,大大地拓展了诗的内涵,又增强了艺术表达效果。
所谓“吴门故人”,是指作者的挚友顾苓。他在明亡之后隐居不仕,吟赏残水,棋曲自娱,颇得人生乐趣。相反,作者汪碗却羁身宦途,不能尽游赏之乐。
这首诗首联先引用故人,表现对顾苓所选择的隐居生涯的钦羡之情。颔联写顾苓隐居地的名胜,再进一步抒发自己对顾苓的羡慕与向往。颈链则紧承上联,从季节景物入手,又写顾苓隐居生活所具有的盎然生机。尾联最后表达出作者对仕途生活厌倦悔恨情感的直接表白。
诗的开头两句“遥羡风流顾恺之,爱翻新曲复残棋”表明了对顾苓所选择的隐居生涯的钦羡之情。将顾苓直接比作才华绝世的顾恺之,更为充沛地肯定了顾苓的人品才学;以谱制新曲、复录棋局概括顾苓的生活乐趣,更能衬托出自己宦途的忙碌无聊。
“家临绿水长洲苑,人在青残短薄祠”,这两句写顾苓隐居地的名胜,进一步抒发自己对顾苓的羡慕与向往。长洲苑与瓶簿祠都是苏州的游览胜地,“绿水”、青残”描绘出了环境的优美动人,“家临”,“人在”则刻画出了顾苓徜徉于名胜古迹、绿水青残之中的自得。仿佛人与爱物完全融化在了一起,彼此毫无阻隔,这正是作者所向往、所追求的人生乐趣。
“芳草渐逢归燕后,落花已过浴蚕时”,这两句紧承上联,从季节景物入手,写顾苓隐居生活所具有的盎然生机。作者选择春天的景象,芳草、归燕、落花、浴蚕,使生活充满诗意,充满春的气息。这与作者所处的官场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两句“一春不得陪游赏,苦恨蹉跎满鬓丝”,是作者对仕途生活厌倦悔恨情感的直接表白。“苦恨”两字有力,“蹉跎”一词真实感人。作者内心的苦恼烦闷、仿徨、矛盾,通过这四个字贴切准确地揭示了出来。明知这是生命的浪费,却不得不继续敷衍周旋;明知这与自己的志趣相违背,却不能与之彻底决裂,其中的苦涩滋味只有当事者才能品味得出。所以作者写来也就分外的真切感人。
这篇文章可分四段: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第二段先描写李贺的外在风貌,再写李贺的交游情况,后叙述李贺诗歌的创作过程和特点;第三段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异;末段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文章通过写李贺的一些轶事,从侧面烘托出传主的身份性格。全文构思巧妙,篇幅短小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这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在于:小传虽小,但小中有大、以小见大。其“小”在于:作者并没有全面勾勒诗人李贺的一生,对他的生平经历也记叙不多,而是选取了他生活中的若干小片段进行插叙,以小片段撑起传记的主干。此外,在篇幅上,全文寥寥数百字,语言极为精练。而其“大”又体现在:极小极短的篇幅却具有很大的容量,集叙事、议论和曲折的抒情于一体,内容浑厚,意味深长。
文章在构思布局上也是较为特别的,全篇以一“奇”字贯之。首段以杜牧为李贺作序之事提挈全篇,言杜牧之序“状长吉之奇甚尽”,以杜牧言李贺“奇”引起下文自己所言李贺之“奇”。随后又提到李贺姊“语长吉之事尤备”,以杜牧序和李贺姊之言点出文中李贺事的由来。
第二段是全文的关键部分,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对李贺外在风貌的描写:“长吉细瘦,通眉,长指爪,能苦吟疾书。”作者抓住李贺外貌中最典型的几点特征,只用了区区十余字,李贺的清奇之气就跃然纸上了。尔后写李贺的交游情况,“最为昌黎韩愈所知”,与他密切往来的文人也不少。在文人交游中,作诗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但李贺每与诸人出游,“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自然引出下文对李贺诗歌创作过程和特点的叙述。在李商隐笔下,李贺的诗歌创作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为情造文”,不以程限为意,而那种“得题然后为诗”的情况显然是“为文造情”,这是李贺不赞成的;
二是及时捕捉灵感,李贺诗歌的创作方式和过程无疑是特别的,“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所作皆是自己所见所感,既是“为情造文”的表现,“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也是其及时捕捉灵感的方法;
三是坚持及时修改整理,“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丧日率如此”;
四是为文用心、能苦吟,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李贺都是呕心沥血为之,正如文中太夫人所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始已尔”。这些都为了说明李贺诗歌创作之“奇”,事实上诗风及其创作方法之奇是由其人性情之奇所影响和决定的,李贺性情之奇不仅在其诗歌创作之奇中有所体现,以下几句更是直接写出了李贺性格中与众不同之处。他的诗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却“过亦不复省,王、杨辈时复来探取写去”,“所至或时有著,随弃之”,创作时一丝不苟,处置作品却极为随意,这是李贺性情之奇的一个方面。
在写了李贺的诗歌创作之奇及性情之奇后,作者在第三段又着力描绘李贺临终之奇。李贺临终之时有天帝召升,这种扑朔迷离、荒诞虚妄的描写占据了此段大部分篇幅,作者不仅对此浓墨重彩大加渲染,更在段末声明:“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也许李贺临终确实曾出现幻觉,而李商隐把这种幻觉放到传记中加以描绘,其实只是以此寄托自己的感情,并以现实和幻觉的鲜明对照引出最后一段的一连串质问。
末段是李商隐对李贺的议论和观感,并借题发挥,抒发了对李贺的惋惜和同情,从中也可窥出李商隐写作这篇小传的未言明的真意。最后一段托出了六个问题,虽然问而不答,但答案自在问中,能探得一二。前三问是问天,后三问则专问李贺的遭遇,层层递进,反复呼号。像李贺这样“才而奇者”世所罕见,却遭到世人的排斥,无人重视,而为天帝所重,与篇首的“奇”遥相呼应,更突出了作者对李贺一生遭遇的同情和悲愤。在这种同情和悲愤中,作者有意无意地把自我也摆了进去,因此无论是在对李贺之奇的叙述中,还是在末尾的一连串质问中,作者自己的身影总是若隐若现、似有若无,作者对自己命运和遭遇的感愤、慨叹也能隐约曲折地表达出来。
该词上阕写催其成梦的塞上情景,下阕写梦中温馨睛景。结句语淡而情浓,缠绵委婉之罕,颇含悠然不尽之意。
上阕写催其成梦的塞上情景。起二句勾勒了落寞寂寥的大漠风光。天色欲晚,塞草青青,箫笳在落日映照的黄昏里,悲声阵阵。笳是边地独有,其声悲切寨苦。箫则不独于边地,江南江北皆有,但大漠箫声更显沉郁苍凉,李白《忆秦娥》中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谓玉箫的声音悲凉呜咽,将秦娥从梦中惊醒。有了凄冷的边塞氛围后,当写特殊氛围下的个人体验了。
“戚戚凄凄入夜分,催度星前梦”。 “慨槭凄凄”出自李清照《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谓自己入夜后愁惨的心情。既是愁惨,那么也会像李易安一样,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但是容若没有“三杯两盏淡酒”,他是“催度星前梦”,即催促引度妻子的梦魂来到边塞,与自己相会。“星前梦”一语,大概是借用了汤显祖《牡丹亭·游魂》“生生独行无那,此夜星前一个”的句意而加以发挥。《牡丹亭》又名《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传世之作,小说描写了杜丽娘与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纳兰在此处用以指代夫妻情深,是以纵使关山阻隔,也愿梦魂相聚。
下阕写梦中温馨睛景。 “小语凄杨烟,怯踏银河冻”。河水已经结冰,行人不敢踏脚,凄杨也早已被一片寒雾笼罩,但是日夜思念之妻此时却来到了身边,与词人轻声细语地交谈:可天寒路远,她怎么来到这里,一定是行遍了关山,才找到了在白浪河的丈夫的,真是路途遥遥,关山难度,十分艰辛。然而好不容易相见了,却只道了一声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