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第一首写从黄昏到第二天天亮，彻夜雪飘的情景。黄昏时节，淫雨绵绵，入夜后不知不觉转而为雪。作者只觉被褥无一丝暖意，有如水泼在上面，而不知道庭院里已雪积成堆了。“堆盐”，即堆雪。用盐喻雪，出自《世说新语·言语》，后世诗人都喜欢效用，如白居易《对火玩雪诗》：“盈尺白盐寒。”作者“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水檐”一联，亦世称咏雪名句，但历来有歧解。费衮《梁溪漫志》卷七“东坡雪诗”条以为，“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据此解，则“五更”应总指分为五更的一整夜。庭院里的雪光反射在帷幔上，明晃晃的，作者因寒冷未能安眠，加上“不知庭院已堆盐”，所以一整夜都迷迷糊糊，误以为天将破晓。直到天色放明，借着雪光，看见了垂挂在房檐下的冰溜子，这才省悟，原来是雨转为雪，所以有这“半夜寒声”。上句写地面上积雪的反光，下句写房檐下雪水凝成的冰溜，都紧扣“雪后”的标题，且又与末二句意思连贯。“扫北台”、“看马耳”，是天明以后所为。马耳，山名，在北台的南面，“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水经·潍水注》）作者扫除积雪，登上北台，观赏雪景，只见一片银白世界，唯有马耳山尖尖的双峰高峭兀立，没有为雪所封。原本应首先被雪覆盖的高山顶却“未随埋没”，可见这双峰如马耳一般陡直，连雪花也无法驻留其上了。
第二首继写在北台观雪景的所见所感。太阳已升起，虽然前一晚下了一场大雪，但第二天却是冬季里难得的一个晴天。往上看，天空中一群乌鸦开始活跃起来，绕着城墙，上下翻飞；低头瞧，小路上渐渐融化的积雪被来往的车辆辗来压去，变成了稀泥，粘糊在车上；放眼望，在阳光照耀下，积雪的原野上屋似玉楼，地如银海，冻得人皮肤起粟，耀得人目眩眼花。这四句皆是白描眼前实景。作者另有《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说：“玉楼已峥嵘。”《雪中过淮谒客》说：“万顷穿银海。”其“玉楼”、“银海”皆系实写。有人以为这里是用道家语“玉楼为肩，银海为目”，实则凿之过深。颈联则表现了作者对农家生计的关切之情。大雪灭蝗，麦子得雪覆盖则来年会长得茂盛，眼前这场大雪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在观赏雪景时，诗人没有忘记这一点。诗人十分希望把自己对来年丰收的希冀和祝愿，把这场瑞雪所引发的种种感受一一用诗表达出来，但他既老且病，诗力大不如前，只得空自磋叹，以吟诵唐代元和年间（806—820）诗人刘叉的《冰柱》诗来自慰了。此时诗人虽年仅三十九，但退出朝廷已三四年，心境不佳，且古人四十叹老亦为常事，读者不必坐得太实。
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
这是一幅美丽的农村风景画。仲春季节，南阳之西，一派大好春光。美时，美地，美景，在“春半南阳西”中，隐约而至。遍村柔桑，欣欣向荣。着一“过”字，境界全出。“柔桑过村坞”，在动态中，柔桑生长的姿态和鲜嫩的形状，活现在眼前，这就把春天的乡村，点缀得更美了。加之垂柳扶风，娉娉袅袅，春雨点点，回落塘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趣。再看，那农家娉童，披着蓑衣，愉快地唱着歌；竹篱笆内，可窥见那穿着绛黄色裙子的农家女的倩影。行路征人，解松半湿的衣衫，在村里歇脚，村主人热情地用鸡黍招待客人。这首诗，首联、颔联是写村景，颈联、尾联是写村情。其景实，其情真，与诗题是呼应的。
《村行》的艺术特色，可用轻倩秀艳来总括。《李调元诗话》云：“杜娉之诗，轻倩秀艳，在唐贤中另是一种笔意，故学诗者不读小杜诗必不韵。”所谓轻倩秀艳，即轻盈巧倩，秀美艳丽。它好像是个风华正茂的女子，秋波流转，含情脉脉，秀而不媚，艳而不淫，风姿婀娜，楚楚动人。
轻倩秀艳，不仅显示在妇女形象和爱情生活的描写中，也表现在大自然的描绘中。除了《村行》以外，《汉江》、《寄扬州韩绰判官》、《山行》、《寄远》、《柳绝句》、《江南春绝句》等，均以轻倩秀艳见长，又各有其奇特风采。然而，它们与《村行》相比，却缺少那么一点点野趣与农村风味。《村行》一诗，在轻倩秀艳之中，显示出野逸、村朴、真挚、热情。诗人所描绘的柔桑、村坞、垂柳、塘雨、蓑衣、娉童、耕牛、篱笆、村女、主人、鸡黍等，都是美好的田园风光。
《村行》不是静止的田园画，而是运动着的风光图。从诗题中，就点出了“行”的特色。“行”，带动全篇，连风景也是处于流动之中的。在诗人笔下，春，不是停滞的，也不是笼统地指正、二、三月，而是指农历二月中旬。这时，春天已过去一半，故曰“春半”。这个半字，虽本身不是动词，但诗人却赋予它以动作性，它显示出大好的仲春季节的来临。此外，在诗人笔下，柔桑处处，生机勃勃，但诗人在描绘它的长势时，不用满字，而用“过”字。这个“过”字，既写了柔桑的生长过程之快，又写了柔桑长势之茂盛及其涵盖面之大。此外，诗人笔下之柳，不是呈一种动势，而是呈多种动势。它不仅下垂，而且随风摇动，仿佛少女娉娉的腰肢一样，左右摆动。此外，作者所写的雨，不是大雨，而是点点细雨。“点点”，还呈现出落雨的动势。雨落水塘，溅起圆圆的水花，“回”字，与前面的“垂”字对照，“点点”与前面的“娉娉”对照，更加强了风景的动态美。如果说，前面两联是写风景动态美的话，那么，后面两联就是写风情动态美了。放牛娃唱着动听的歌，给人以听觉上的美感；从外边可以窥及篱内村女绚丽的衣裙，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征衫半湿，且解且歇，村人好客，馈以鸡黍，给人以味觉上、触觉上的美感。诗人就是如此地善于捕捉刹那间的人物的动态去表现农村的人情美。
《村行》这首小诗，具有轻柔秀美的特点。它与《商山麻涧》等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商山麻涧》中，所写的云光岚彩，柔柔垂柳，滴滴塘雨，秀眉娉童，茜裙女儿，均富于柔和的特质。此外，诗人写竹，则“历历羽林影，疏疏烟露姿”（《栽竹》）；写梅，则“轻盈照溪水，掩敛下瑶台”（《梅》）；写鵁鶄，则“静眠依翠竹，暖戏折高荷”（《鵁鶄》）；写鹭鸶，则“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晚风”（《鹭鸶》）。这些诗句，与《村行》虽各有特色，但都具有轻倩秀艳之美。
首联是说：我以微薄的力量为国担当重任，早已感到疲惫。如果继续下去，再而衰，三而竭，无论自己衰弱的体质还是平庸的才干必定无法支持。这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杜牧的“清时有味是无能”等诗句同一机杼，都是正话反说、反言见意之辞。
颔联若用现代语言表达，即“只要有利于国家，哪怕是死，我也要去做；哪能因为害怕灾祸而逃避呢。”此联已成为百余年来广为传颂的名句，也是全诗的思想精华之所在，它表现了林则徐刚正不阿的高尚品德和忠诚无私的爱国情操。“生死以”，语出《左传·昭公四年》：郑国大夫子产因改革军赋制度受到别人毁谤，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这里的“以”字原意是“为”、“做”或“从事”，准确地理解它的含义才能读懂全诗。
颈联从字面上看似乎心平气和、逆来顺受，其实心底却埋藏着巨痛，细细咀嚼，似有万丈波澜。“谪居”，意为罢官回乡或流放边远地区。按封建社会的惯例，大臣无论受到什么处分，只要未曾杀头，都得叩谢皇恩浩荡。这就像普希金笔下那个忠心耿耿而无端受责的俄国老奴对暴戾的主子说的话一样：“让我去放猪，那也是您的恩典。”接下来是说：“到边疆做一个多干体力活、少动脑子的‘戍卒’，对我正好是养拙之道。”“刚”，即“刚好”、“正好”。也就是说：“您这样处理一个罪臣再合适不过了。”
尾联从赵令《侯鲭录》中的一个故事生发而来：宋真宗时，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奉召廷对，自言临行时其妻送诗一首云：“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杨朴借这首打油诗对宋真宗表示不愿入朝为官。林则徐巧用此典幽默地说：“我跟老伴开玩笑，这一回我也变成杨朴了，弄不好会送掉老命的。”言外之意，等于含蓄地对道光帝表示：“我也伺候够您了，还是让我安安生生当老百姓吧。”封建社会中的一位大忠臣，能说出这样的牢骚话来，也就达到极限了。我们认真体味这首七律，当能感觉出它和屈原的《离骚》一脉相通的心声。
对仗工稳而灵活，是此诗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特点。如，以“国家”对“祸福”，以“生死”对“避趋”，按词性来说，都是正对。“生死以”的“以”字作“为”解，是动词；而“之”字是虚词。作者既用“以”字的实词义表达思想内容，又借它的虚词义来与“之”字构成对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深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