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从回顾楚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着笔，与其衰落败亡的结局以及今日遗址荒芜的景象，作强烈的对比。“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是说楚国远承商周二代的王业，国统由来久长，在发展鼎盛时期，曾和齐晋结盟，对抗强秦。楚原是商的属国，后至周，又被周成王正式封为诸侯国。因此可以说“是远接商周祚最长”了。“祚”，指王统。
第二联顺接上联意，写楚国最终由盛而衰，以至为秦所灭。“章华歌舞终萧瑟”，写的便是这种历史的结局。“章华”，即章华台，楚国离宫，旧址有几处，此当指沙市之豫章台。当年章华台上的歌舞，早已萧索寂寥了，但是，“云势风烟旧莽苍”：楚地著名的云势泽，气象依旧，风烟迷蒙，阔大苍茫。这里，诗人以章华歌舞之短暂映照云势风烟之永恒，产生强烈对比，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叹，揭示出历史发展之无情。
第三联由历史的回顾转为对眼前景象的描写：“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当年郢都宫殿旧址，如今已野草滋蔓，唯见雁群时时飞起；早已被盗掘的荒坟野冢，如今成了狐兔藏身之所。这景象是多么凄凉败落，它既是诗人眼前所见之景，又是当年楚国衰亡的象征。而导致楚国衰亡的原因，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尖锐指出的，贵族蒙蔽君王，嫉贤还能，朋比为奸惑乱国政。这一历史的教训，使得千秋仁人志士莫不感到感慨万分，热泪沾裳。末联“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是诗人对楚之衰亡所作的结论，也是全诗主旨之所在。“灵均”是屈原的字，“灵均恨”，既是屈原在《离骚》中所无法尽情宣泄的家国无穷之恨，也是陆游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与屈原共命之叹。
第一首以议论起笔，以抒情落笔，中间两联写景，情寓于景。第二首则首尾写景，中间抒情，情因景而发。第一联：“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荆州”，即指郢都；“徂岁”，犹言过去的岁月；“下阪轮”，即下坡的车轮，这里用以形容流光迅速。此联是说荆州十月便是早梅初开的小阳春气候了，时光的流逝的感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迫切要求报国效命的志士的感慨，是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包含着对人事代谢现象的探寻。第二联由对屈原的怀想而抒发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壮志难酬的愤慨，这是伤古，又是悼今。“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写得极为沉重。是啊，天行有常，何曾有导致壮士途穷困厄之心；自古以来，皆因人事之非，以致多少像屈原这样的贞臣节士去国离乡，放逐江湖。这一切怎不令人顿生怨愤，非淋漓痛饮焉能排遣，非慷慨悲歌何以发泄。诗的第三联“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正是表达这样一种感情。但是，诗人心中那报国无门的怨愤和苦闷是无法解脱的，所以“淋漓痛饮”于长亭薄暮之中，更显孤独；“慷慨悲歌”于白发初生之际，自增惆怅。这种心情只有泽畔行吟的屈原可以与之相通，美人迟暮悲今古，一瓣心香吊屈平。但眼前却是“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末联勾画出的这种荆榛满地、霜露侵入的惨淡景象，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上，也引起读者的沉思。
陆游的优秀诗篇大都回荡着爱国激情。在这组诗中，诗人的一纸诗情，又是通过郢都古今盛衰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并且借屈原的千古遗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说陆游诗“尽拾灵均怨句新”（《跋陆务观剑诗稿》），正可概括这首诗的特色，读后，确如朱熹所云：“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赓》）公元年1178（淳熙五年）五月，陆游又写了《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皆抒发同一感慨。
显然，诗中暗寓的是作者自己的遭际与感受。孤鸿是自喻，而双翠鸟则指在朝中窃据高位的李林甫、牛仙客之流。全诗以孤鸿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政治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高逸的情怀。
全诗共十句，可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借孤鸿所见，描写双翠鸟盛气凌人、得意忘形的神态；前两句很耐人寻味，经历过大海上的惊涛骇浪的孤鸿，对对一条小小的护城河却不敢顾，说明人世（特别是朝廷）的险恶远远超过了自然界的险恶。而在这孤鸿“不敢顾”的地方有一双小小的翡翠鸟却竟在珍贵的三珠树上营巢，高高在上，气势熏天。“侧见”有两重意义，一是说明翡翠鸟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令人侧目而视；二是说纵然翡翠鸟悲气焰嚣张，但孤鸿对之却不屑正视，由此，也就引发出第二层，即第五句以下的六句。前两句从翡翠鸟骄横情态，想到它们会招致的后果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反问。翡翠鸟站立在珍木之颠，窃据高位，飞扬跋扈，难道就不怕别人难以容忍吗？不怕从背后打来的致命的金弹吗？接着平静地指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生活哲理：“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物极必反，地位与权势在官场中愈显赫，也就愈易成为别人猎取的目标，覆灭的日子也就愈近。正因如此，诗中这只孤独的鸿雁，并不艳慕翠鸟一时的荣耀，也不怨恨自己的一时失意，这就引发了最后两句，孤鸿自己决心高举苍冥，翱翔云中，让那些“弋者”的欲望无法得逞。这里所暗寓的是诗人不羡慕荣贵，澹泊名利和决意隐退的情怀，同时也进一步衬托出了翠鸟多代表的小人们狭隘、浅薄的品行。第二层写出了孤鸿的感受。
在描写中，作者始终注意从对比的角度去表现孤鸿与翠鸟的境况。孤雁之于翠鸟，一独一双，一大一小，一质朴一华艳，一方来自浩瀚大海，一方守者小小池潢。然而，小巧的翠鸟却是高高在上，统领要地。“三珠树”，是神仙世界的珍木，它们“巢居”于上，可谓显贵之至。与此相反，硕大的鸿雁对双翠鸟只能“侧见”，甚至“不敢顾”那暗指朝廷的“池潢”，可知其处境的低微与险恶，更反衬出了翠鸟们不可一世的气焰。真可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此诗本是借自然界的禽鸟寄寓作者的境遇与感慨，但由于作品巧妙地选用了鸿雁与翠鸟的形象、成功地写出了它们的特点，使得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寓意本身，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和生活哲理。
“挂绝壁枯松倒倚。”首句描写悬崖之上一棵枯松倚绝壁而倒挂，既写出枯松的奇姿，又衬托出山势的险峻。作者放在小令的开头，使人有突兀不凡之感。”落残霞孤鹜齐飞。“写秋天傍晚江上明丽的景物。这两句刻意经营，本身极富形象感，又借得了名句所固有的审美效应，从而一上来便先声夺人，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四围不尽山”两句，是对前面两句所写景物的概括，也是在意象上的扩大和补充。前面两句是镜头各对准一个焦点，摄取最动人的画面，他们的景观是具体的，但却是定位的，是在某一个方向上。现在加上这两句，进一步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使他们看到除了上面所写到的景物之外，四围还有数不尽的山，无穷的水。这种大笔勾勒似的写景，为下面写”秋意“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齐西风满天秋意。”西风“无形，”秋意“无迹，然而又确实有”意“可感。这境界既有物境，也有心境。曲写至此，自成一段落，它把秋景、秋意都提供给读者了。但是如果曲子就到此结束，它还不过是一幅没有人物的静物画，而且构图不够多样与丰富。
“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静静的夜，静静的湘水，一只船，高挂着云帆，悠悠前进。“月影低”说明月亮才刚刚升起，它的清光投射在船帆上，使帆影显得低而且长。在这里，作者把自己摆进图画中，成为画面中的一员。人物出现，画面顿时活了起来。因为“云帆月影”的夜航点缀了清旷的江面，太富有画意了，而且地点正好在潇湘之上，就像一幅潇湘景物图一样，所以说“载我在潇湘画里”。
整首小令写的都是潇湘行舟所见。是按照时间顺序道来。作者的态度，更多的是冷静的观照二视野所及，潇湘两岸的山水风物，都使他感到心旷神怡；虽然两风的轻拂带来了满天的秋意，传统的季节感受，加上身在旅途，不能不使他产生微微的萧瑟之感；但因为他身为湖南宪使，也许是外出公干，也许就在赴任途中，所以心境是平静的。正因如此，我们获得了一幅气象阔大、意境飞动的秋光图。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