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苍舒字才美（苏轼诗集作“才翁”），长安人。擅长草书、隶书书法，人称得“草圣三昧”。苏轼由开封至凤翔，往返经过长安，必定到他家。1068年（熙宁元年），苏轼凤翔任满还朝，在石家过年。他藏有褚遂良《圣教序》真迹，堂取名“醉墨”，邀苏轼作诗。苏轼回到汴京，写了这首诗寄给他。
苏轼是大书法家，有多篇诗谈到书法。像《凤翔八观》里的《石鼓文》、《次韵子由论书》、《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和这首《石苍舒醉墨堂》，都是脍炙人口的。那几首诗都涉及论书，而这首诗纯粹从虚处落笔，尤其特殊。
这是苏轼早期的七古名篇。他后来的七古中常见辩口悬河、才华横溢的特色，这首即是这种特色早期成熟的表现。堂名“醉墨”就很出奇，诗也就在这名字上翻腾。
起首明要恭维石苍舒草书出众，却偏说草书无用，根本不该学。这种反说的方式前人称为“骂题格”。
第一句是充满牢骚的话。这些牢骚是和苏轼那段时期的感受分不开的。在凤翔的前期，知府宋选对他很照顾。后来宋选离任，由陈希亮接任。陈希亮对下属冷冰冰的，又好挑剔，甚至苏轼起草的文字，他总要横加涂抹。苏轼对此很不满，在诗里也有所表现，如《客位假寐》。苏轼到了京城，正值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张变更法度，苏轼也不满意，以致后来因此而遭放逐。这时虽未到和王安石闹翻的地步，但心里有牢骚，所以借这首诗冲口而出。这句话表面上不怎么样，但把“忧患”的根源归于“识字”，是有点惊人的。至于“忧患”到底何在，作者却一点即收，使读者自己领会。古人轻视识字的，要数项羽最有名气。他认为字不过用来记记姓名，不值得学（《史记·项羽本纪》）作者巧妙地用了项羽这个典故而不落用典的痕迹。开头说，识字本是多余的事，更何况认草字；写草字，又写得龙飞凤舞，让人打开卷子一看惊叹不己，那就更不对了。“惝恍”二字形容草书的变化无端。“令人愁”明贬暗褒。这两句紧紧呼应下文“兴来”二句。这四句破空而来，合写两人而侧重对方。
五六二句从诗人到对方，在章法中是转换之处。苏轼是书法家，《次韵子由论书》一开始就说：“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用“我尝好之”对比“君有此病”，也是明贬暗褒。“病”指其好之成癖，暗伏对方草书功力之深，引出下面六句正面点明“醉墨”的旨趣。七八两句把《庄子》两个篇名用来赞美对方草书功力之深。九、十两句正面点明以“醉墨”来命名的用意，十一、十二两句又用柳宗元的比喻回应“君有此病何能瘳”，看似批评，实是夸奖。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不倦，造诣必深。下面四句即是正面赞美。这四句极有层次，首句总提，次句暗用前人“笔冢”（如王羲之、智永、怀素等）的故事写其用力之勤。接下来写其造诣之深，这是用力之勤的结果。这两句又和篇首“神速”句呼应，一正写，一比喻。条理井然，语言飞动。
“我书”四句回到诗人自己，呼应上文“我尝好之”句。诗人先谦称自己的书法“本无法”，即不合规矩，“点画”句和“惝恍”句相应。接下两句反问石苍舒为何对他的书法如此偏爱，表面上是诗人自我否定，实有自负书法之意。如果正写就显得乏味，而且易流为诗人的自我吹嘘，用反诘语气来表现，供人回味，深得立言之体。怀素说：“王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不减钟张”句即翻用这个典故赞美石苍舒。汉末张芝（伯英）和罗晖（叔景）、赵袭（元嗣）并称，张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见《晋书·卫恒传》）“下方罗赵”句即正用此典以收束“我书”。张芝人称“草圣”，《三国志·魏书·韦诞传》注说，张芝家里的衣帛，必定先用来写字，然后才染色做衣服。他临池学书，每天在池里洗笔，池水都成黑色了。结尾两句，诗人又反用此典回应篇首四句，既点到了石苍舒，又点到了自己。这四句都用写字的典故，出神入化而又紧扣主题。
这首七古体现出苏轼的作诗本领。赵克宜评价说：“绝无工句可摘，而气格老健，不余不欠，作家本领在此。”所谓不余不欠，就是既把题意说透，又没有多余的话。这正是苏轼风格的特色。善于在别人难于下笔之处着墨，把叙事议论抒情完全熔为一炉。语言形象生动，结构波澜起伏，正说反说，忽擒忽纵，意之所向，无隐不达。如同天马行空，去来无迹；细加寻绎，却又纲举目张，脉络分明。正如作者所说的画竹之妙：“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王维吴道子画》）至于使用典故，更是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体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
苏轼对于书法技艺的看法是「由技入道」，追求无意的境界，但此一境界必须由积学勤练而得，诗中有「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便是积学勤练的过程，「我书意造本无法」则是所达到的境界。《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草书〉：「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
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於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最足以作为证明。
李白的“相思”诗隐约存在着某种界限。艺术的相思，其抒情内核呈叠加状态，由诗人到诗人，由诗到诗，诗味儿渐浓，人生味儿渐淡，甚至可以演化成一种政治相思。古人解之：“此太白被放之后，心不忘君而作。”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赏诗，“美人如花隔云端”中的“美人”就少了太多绰约风姿，一副高高在上的君王面孔令人生畏。还是将之还原为艺术的相思为好，美人是大众的美人，相思是普遍的相思。这类相思诗，用美丽的诗歌语言唤醒了潜藏人们心底的“相思”情怀，又何必追问为谁而写呢？
李白的赠、别、寄、送诗中所出现的大量“相思”，是可以找到表达对象的，在此姑且称为“人生的相思”。这些酬唱赠答类诗歌，世态人情渗透了诗歌，人生是诗歌的内核。诗人的相思对象不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存在，这从诗歌的标题即可看出，透过《别韦少府》，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真切人生。
此词上片描绘自然景色，写栖宿在芦苇丛边的白鹭的睡态：头朝着水边的沙滩，睡梦中时不时地晃动身躯；下片写水边浣纱女，在月光下，浣纱女边劳作边嬉戏，浣纱女出门浣纱，听到孩子的啼哭声，急忙背着大伙儿，溜回家照顾孩子。全词采用白描手法，上片写物，下片写人，一静一动，互相映衬，勾画出一幅清新的农村风景图。
“柳边飞鞚，露湿征衣重。”二句描写在山道中夜行的情景：驱马从柳树旁边疾驰而过，柳枝上的露水拂落在行人身上，衣衫就沾湿变重了。这里既表现出山道上柳密露浓，景色优美；也表现出行人心情舒畅，虽觉衣衫湿重，但游兴仍然很高。
“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句描写在行经河滩旁边时，看到的一幅饶有幽趣的画面：一只白鹭栖宿在沙滩上，不时地眯着眼睛向沙面窥视，它映在沙上的身影也轻轻摇晃，准是在梦中见到鱼虾了吧！看到宿鹭目眯影动，便断定它正在做梦，又因鹭鸟以鱼虾为食，进而断定它梦见了鱼虾，虽是想象之辞，但又合情合理。词人既能极细致的观察又能极深微的体会，因而写的是如此生动、多趣。
“一川淡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二句描写在行经溪流附近的村庄时看到的一幅更富有诗意的画面：夜深人静，溪山沐浴在疏星明月的清光中；年轻的妇女在溪边浣纱，在月光的照耀下，她那美丽轻盈的身影映在水中和沙上。词人使用的语句极其简淡，却能把环境和人物写得清雅秀洁，风韵悠然。
“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二句又在前边的画面上绘出了新的情采：宁静的村舍门前忽然响起孩子的哭声，正在溪边浣纱的母亲立即起身往家赶，路上遇见陌生的行人，只羞怯地低头一笑，随即背转身匆匆离去，这真实而自然的描绘，不但给画面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情味，而且生动地表现了山村妇女淳朴温良的心性和略带几分羞涩的天真。
总观此词，全篇都是写景，无一句抒情，但又处处融情于景中，寄意言外。从描写月光柳露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作者对清新淡雅的自然风光的喜爱；从描写浣纱妇女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作者对淳厚朴实的民情风俗的赞赏。况周颐说：“词有淡远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为高手”（《惠风词话续编》卷一）。词人正是这样的高手。
在风景和人物的具体描写上，此词也具有动静结合、形神兼备的妙处。柳密露浓原是静景，但词人却借露湿征衣的动象来表现，比直写其静态美更觉真实多采。沙滩宿鹭亦在静中，但词人却写其睡中之动态，并写其梦中之幻影，使读者不仅可见其形动，而且可感其神动，因而别生奇趣。篇末写浣纱妇女亦能遗貌取神，用“笑背见人归去”的动态美，表现妇女温良淳朴的情性美，真是栩栩如生，呼之可出。
此词在结构上的特点是外以词人的行程为次序，内以词人的情感为核心。一切景观都从词人眼中看出，心中映出词人从沿途所见的众多景观中选取自己感受最深的几个片断，略加点染，绘成了一幅情采俱胜的溪山夜景长卷，表现出一种清幽淡远而又生机蓬勃的意境，使人读之宛若身随词人夜行，目睹诸种景观，而获得“俯拾即得，不取诸邻。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司空图《诗品·自然》）的特殊美感。因此，前后景观虽异，但结构却是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