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晴朗的天空,耀眼的阳光照耀着神州大地。
洛阳城皇宫里一排排高耸的建筑,飞檐如同浮云。
在高门大院里,居住着许多王侯。
自己本来就不是追随帝王以求仕进的人,为什么忽然到这里来游览呢?
穿着粗布衣服走出阊阖门去,迈开大步去追赶许由。
因都城生活龌龊,所以振抖衣衫于千仞高岗,濯洗手足于万里长流,以去尘杂污秽。
注释
紫宫:指帝王宫禁。
飞宇:飞檐。
攀龙客:跟随君主以求仕进的人。
欻:轻举、急躁鲁莽。
被褐:穿着粗布短袄,喻不慕名利,安于贫贱。
阊阖:宫门,泛指京城。
许由:传说中的隐士。相传尧让以天下,不受,遁居于颍水之阳箕山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愿闻,洗耳于颍水之滨。事见《庄子·逍遥游》《史记·伯夷列传》。
千仞:形容极高或极深。濯:洗。
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离愁别恨,也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各有不同,因而词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各异。严仁的这首词,以借景抒情取胜。
“一曲危弦断客肠”。写楼上别筵情景:宴席将散,一曲哀弦,愁肠欲断。万种愁情,借琴曲传出,令人魄荡魂销。首句便给通篇定下了基调,接着,作者又将笔对准到河桥附近的帆船上:人已进船,船舵和桅、“一转”,包含几许离愁别恨!这一句由将别而即别,词意推进一层,惜别的气氛更为浓厚。“江心”句由即别转到方别。帆随云动,写出了似为云所“带”的主观感觉。“楼上”一句,从对方着笔,终于拈出一个“泪”字来,把抒情气氛推上了高峰。
以上两句互为对偶,各写一方,将惜别之情,写得深挚感人。
下片直接抒写离情别意。头两句仍为写景。碧草芳美,岸柳才芽,青春作别,倍觉魂销。正是“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两句以美好的春景,反衬惜别之情。“载将”一句将看不见、摸不着的“离恨”写得具体而有分量。结拍二句改设问为肯定语气,是全词一气写分别至此必然的感情蕴积。以悠悠不尽的东流江水,喻绵绵不断的离别愁情,使主题进一步深化,令人回味不绝。
作者在上片借景抒情,层次分明,步步推进,虽不点破,却蕴蓄着浓厚的惜别之情,是融情于景的典范。下片惜别之情滔滔而出,亲切可感,表现出作者相当高的艺术水准。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欧阳修深受庄子的影响,他的许多文章都有融《庄子》于其中的痕迹,但他却能不圈于庄子思想的束缚,这篇寓言性的哲理文章,便是通过园丁要求伐树一事,对庄子“才者死,不才者生”的看法提出了疑问,驳正了庄子以“无用”来保全自身的虚无逃世、消极出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作者初入仕途,准备积极参与社会,有所作为的思想。认为凡物的各种遭遇,幸与不幸的命运,均因环境、时势来决定,不是一成不变的。强调事物的生存与消亡都应以对社会有益无害为准绳。无用之才如若长于无用之处,尚可尽享天年,但若妨害了有用之才,就应砍伐,否则就不是无用而是有害了。有用之才的生死亦是如此,杏树得生,是因为它有花可赏,有果可食,于人有益。而桂漆所以不能逃避斤斧,躲开厄运,只因它们“有利之者在死”。文章用问答形式,层层递进,条疏理通,反映作者对“才与不才”“幸与不幸”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和思辨过程,也使文章有了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域染力。
这篇文章展示了作者乐观上进,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也表现了他卓越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以及敢于挑战权威的勇气。
“举秀才,不知书。”凡举作秀才科的人,本应文才深秀、学富五车,但实际上却连字都不识,于是便产生了名与实强烈的对比,夸张又并不让人觉得虚诞。
“察孝廉,父别居。”孝、廉本来两科,后来合而为一,应是事亲孝顺、处事廉洁之人当选。这里复词偏义,重在讲“孝”。孝之最为基本的,就是奉养双亲。但这位被荐之人,竟是与父亲分居而住,就中国古代家庭观念来看,无疑是不孝之举了。
“寒素清白浊如泥”,寒素与清白,可能是性质相近的两个科目。汉代察举科目,只随皇帝高兴与需要而定,所以并不固定。《晋书·李重传》中讲到举寒素要符合“门寒身索,无世祚之资”的条件,选举制度汉晋相延,变化不应很大。范哗在《后汉书·扬雄传论》中说:“中兴以后,复增淳朴、……清白、敦厚之属。”可见二者都是选举科目。一般科目之名称与它所要求的品质应是相当的。故清白、寒素科出来的,应是出身清贫、为官清正之人,而实际上,劳动人民的评价则是“浊如泥”,可见他们是当不起那四个字的。
“高第良将怯如鸡。”汉代不仅文官由重臣推荐,武将也如此。《汉书·昭帝纪》:“始元五年,诏举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后汉书·安帝纪》:“永初五年七月,诏三公、特进、九卿、校尉,举列将子孙明晓战阵任将帅者。”大概武将之举,均要求“列将子孙”,正因此,此科目才取名“高第”吧。高第与文学对举,在此又与良将并举,可知与上面“寒素清白”一样,是两个相近科目。被荐之人,应“刚毅武猛,有谋谟(《顺帝纪》)”,然而实际上却胆小如鸡,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首民谣,用一两个典型的细节,通过形象的比喻与夸张,将一个个名不符实的推举现象并列起来,将封建时代选拔人材的虚伪、腐朽与可笑揭示得淋漓尽致,表现了劳动人民高超的战斗与讽刺艺术。